怎样与民主体制的国家打交道

怎样与民主体制的国家打交道

林思云

　 2000年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再次驳回原日本军士兵东史郎的上诉，并对东史郎判处50万日元的罚款。1月23日，一个右翼团体在大阪市所属设施的和平资料馆举办了“彻底检验20世纪最大谎言：南京大屠杀”的集会。这些事件引发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反日浪潮，不少中国人因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

　然而这次反日浪潮的另一面，也显示出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对日本这样的民主体制国家的国情非常陌生，不懂得应该怎样与民主体制的国家打交道。由于不理解日本的国情，很多中国人照搬中国政府的独裁作风来和日本打交道，结果不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一、对西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不理解

　在民主体制下的言论自由是双方向的，我们在获得批评别人权利的同时，也必须给予别人批评我们自己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我拼命反对你说的话，但我拼命维护你说话的权利”的西方式言论自由。然而不少中国人却把言论自由片面地理解为任意批评别人的权利。不少中国人在批评别人时，不是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礼貌的辩论，而是以污秽的言词进行谩骂，甚至污辱对方的人格。尽管这些人在骂别人的时候尽情所为，可是却丝毫容不得别人的反批评。一听到批评自己的声音就勃然大怒，随意扣帽子打棍子，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剥夺对方平等说话的权利。

　这种中国式的“大批判”作法，在中国行的通，可是搬到西方民主国家就行不通了。在处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问题时，很多中国人也不是采用以理服人的态度来对日方的论点进行驳斥，而是采用群起恶骂的方式。本来日本右派在日本国内的市场并不大，可是中国人的一通恶骂，反而引起了一般日本国民的反感，使一些本来不支持右派的人也转向右派了。

　按照民主的原则，中国人要想拥有骂日本人的自由，也必须给予日本人骂中国人的自由。一些中国人也许会争辩说：日本人犯有侵略屠杀中国人的罪行，所以中国人有权骂日本人。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式想法。西方的人权观念要求我们尊重一切人，包括自己的敌人和罪犯。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对好人才需要尊重，对坏人则怎么污辱谩骂都可以。

　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无节制污辱谩骂的大批判场面，充分表现出中国老百姓对人权的理解方式。在西方国家中，对判死刑的杀人犯也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污辱。1947年远东国际法庭，判处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的松井石根大将死刑时，其判决书说：“本法庭最后判定：贵将军应为你的部下在中国首都南京所犯的屠杀罪行负责。。。”，判决书中没有任何人身攻击和人格污辱的词句。如果是中国人写判决书，大概要写成罄竹难书的罪状书了。

　民主的方式是现代国际社会的通用方式，在处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问题时，我们也应该采用民主的方式。我们必须在承认日本右派有坚持自己观点的言论自由的基础上，用以理服人的态度、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日本右派的错误观点和言论进行批驳。这样才能使日本右派言论在日本国内失去市场，也才能使日本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为用大骂特骂、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就可以“骂倒”或“吓倒” 日本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二．对西方法律体系的不理解

　中国人对法律的理解和西方人大相径庭，最大的差别就在“有罪推论”和“无罪推论”上。在西方，对于一个证据不足，既不能证明其有罪、也不能证明其无罪的人，使用“无罪推论”原则推论其无罪。在传统的中国，对于一个证据不足，既不能证明其有罪、也不能证明其无罪的人，则使用“有罪推论”原则推论其有罪。”

　中国人的“有罪推论”是宁可冤枉好人、也不放过坏人，只要有十分之一的犯罪可能性就要定罪，“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西方的“无罪推论”则是宁可放过坏人、也不冤枉好人，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无罪可能性就不能定罪，“宁可放过一千，也不错杀一个”。也正因为中国传统上“有罪推论”的司法思想，使中国的冤假错案特别多。而西方国家则很少听说冤假错案。

　由于中国人对法律持“有罪推论”的想法，因此在收集对方的有罪证据时马马虎虎，仅凭一些不完全的证据就去控告对方。这导致不少中国人在外国打官司时，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当外国法院因证据不足判定对方无罪时，中国人往往气愤不已：“怎么有那么多证据法院还要偏袒对方？”。这反映出中国人不理解西方“宁可放过一千，也不错杀一个”的执法思想。

　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中国人也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也许是中国人搞假搞惯了，在南京大屠杀这样严肃的国际问题上也要掺假，随意搞出一个死者30万人的数字。本来南京大屠杀是真有其事，结果被中国人掺入很多“假料”，反而搞成真假难辨了。中国人说：“不要在数字上争执，反正你们杀人了，杀了人就要认罪”。而日本人则说：“你们说杀了30万就要拿出30万的证据，没有证据就是诬陷”。日本的右派之所以敢提出“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谎言”的口号，也是钻了中国人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掺假的空子。

　中国人要想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南京大屠杀问题，就应该去认认真真收集日军的罪证，一个有力的证据比一万句恶骂更有份量。如果还是马马虎虎，仅凭一些不完全的证据指控对方，倒有可能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因为在西方是“宁可放过一千，也不错杀一个”。中国人和西方人打交道时，应该充分了解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法律观念上的差异。

　三、对西方国家政府职能权限的不理解

　中国政府是包办一切的独裁政府，在中国没有中国政府的同意或默许，是不可能搞任何纯民间集会的。于是很多中国人把自己的国情套用到日本，指责这次日本右派集会得到日本政府的纵容默许，要求日本政府取缔日本右派的民间集会。这显示出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政府之职能权限的不理解。

　日本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政府无权禁止国家公民举行的非暴力集会。因此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取缔右派的集会，就意味着要求日本修改保证公民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民主宪法，就是要求日本政府变成中国政府这样的独裁政府。本来大部分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没有多少人支持“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谎言”的观点。可是中国人要求日本政府禁止右派集会，造成中国要扼杀日本言论自由的感觉，引起日本国民的普遍反感，使不少本来不支持右派的人，也加入了右派的行列。

　在民主国家中，民间团体可以持有完全不同于国家政府的政治见解。我们不应该根据某个民间团体的偏激主张，就推论日本政府是这种偏激主张的后台。中国外交部长唐家旋向日本驻中国大使提出抗议时，日方表示：“日本政府一贯认为日本军进入南京城以后，造成了包括普通市民在内的非战斗人员伤亡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政府的这一态度并没有改变，并且很多日本国民也持相同看法，希望中国给予理解”。

　日本政府是权力有限的民选政府，完全不同于中国权力无限的独裁政府。这次日本右派在大阪的民间集会，应该说与日本政府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日本政府也没有干涉大阪市内部事物的权限。大阪市市长是由大阪市民选举产生，日本首相无权任命或撤换大阪市长的职务。此外还有人给日本天皇写公开信，更是不理解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中，天皇是无权过问政事的象征性存在。

　另外这次日本法院判处东史郎败诉时，一些中国人因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这也是没有理解日本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日本政府无权干涉司法。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日本被刺事件，可以作为日本司法独立的一个很好例证。

　 1892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日本时，受到日本政府的盛大欢迎。可是在尼古拉访问日本各地时，却被一名负责警卫的警察劈头砍了一刀。幸亏尼古拉所戴的礼帽特别厚实，才没有丧命，但也受伤不轻。现在日本的博物馆中还陈列着一块沾满尼古拉鲜血的血手帕，后来这块血手帕被俄国用来作为 DNA鉴定沙皇尼古拉二世尸骨的最重要依据。

　尼古拉被刺的消息震惊了日本朝野，日本天皇亲自出面赔情道歉，日本政府答应一定严惩凶手。在审问那位警察刺杀尼古拉的动机时，该警察说：“尼古拉到日本各地东看西看，一定是想刺探日本的情报，因此产生了刺杀尼古拉的念头”。日本政府本想尽快极刑处决该警察来宁人息事，以免俄国用此事为由对日本进行武装报复，因为当时日本还远不是俄国的对手。可是该案件送到日本最高法院时，当时的最高大法官却说：“该警察犯的只是杀人未遂罪，按照日本法律不能判死刑”。最后该警察只判了一个有期徒刑。由于当时日本已经实施了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日本政府无权直接干涉司法，只好向俄国解释日本法院的判决。在此情况下，俄国人也表示了对日本独立司法体制的理解，并没有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

　由于日本政府不象中国政府那样有权干涉一切事物，所以在处理中日两国历史纠纷时，我们应该理解日本政府是权力有限的政府，不应该什么事情都向日本政府抗议。日本右派集会和东史郎案件都不在日本政府的权限范围内，向日本政府提抗议也是无济于事。日本议会才有权禁止日本右派进行民间集会，日本最高法院才有权判决东史郎案件。

　四、对西方国家独立舆论体系的不理解

　中国的报纸杂志均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中国政府完全控制着社会舆论。所以很多中国人自然地推想到日本政府有意控制社会舆论，指责日本政府不对日本人民进行侵略罪行的宣传教育，试图不让日本人民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体现出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独立舆论体系的不理解。

　日本政府并没有自己的宣传喉舌，既没有官方报纸，也没有官方杂志。日本的NHK 广播电台，也只能算是半官方的。日本的社会舆论是不受官方控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专门从事社会舆论宣传的机构和部门。日本的选举是选举人自己筹资搞宣传，政府并不承担任何宣传竞选的费用。因此我们无法要求日本政府举办南京大屠杀展览之类的宣传活动，来引导和控制社会舆论。

　由于中国的教科书是由中国政府编写的全国统一教科书，所以很多中国人也推想到日本政府在编纂教科书时，有意隐瞒篡改历史，为过去的侵略罪行开脱。这也是一种对日本教育体制的不理解。

　日本政府并不负责编写教科书，日本也没有全国统一的中学课本，日本的中学课本都是民间出版社编写的。由于日本的中学课本也属于商业性书籍，竞争非常激烈，编写得不好的中学课本没有学校选用，出版社就要倒闭破产。现在日本比较流行的中学课本有六种，都是民间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的文部省只是对各种中学课本进行一下“检定”，即审阅一下有没有重大的问题，并不进行过多的干涉。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有的中学课本中有记载，有的中学课本中没有记载。各个中学有权自由挑选自己认为合适的中学课本，国家并不对此进行干涉。

　五、怎样解决中日的历史问题

　与民主国家打交道的关键在于争取该国的民意，而不是对该国政府施加高压，因为民主体制的政府必须尊重民意。日本政府在外交方面必须听取日本人民的民意，如果大多数日本人都赞成否认南京大屠杀，拒绝向中国道歉，日本政府为了争取选票，自然会采取否认南京大屠杀，拒绝向中国道歉的强硬态度。相反如果大多数日本人都反对否认南京大屠杀，赞成向中国道歉，日本政府也自然会向中国道歉。所以在解决中日间历史问题上，中国最应该作的是争取日本的民意。

　中国应该主动到日本去争取大多数日本人民。右派举办各种集会演讲否认南京大屠杀，中国就应该主动到日本去宣讲南京大屠杀的事实，邀请一些专家学者、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去日本举办个人演讲会和展览会，通过事实使日本人民真正认识到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这样中国才能得到日本人民的真心道歉。如果中国在历史问题上，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只是一味地谩骂，就会反过来帮助日本的右派争取民意。如果日本右派争取到足够的民意上台掌权，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让中国人满意的结果。

　

2000年2月11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