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的区别──与芦笛先生商榷(一)
林思云
芦笛先生的大作我几乎是每篇必读。这次芦笛先生写的与我商榷的文章,又显示出
芦先生的高明之处。我对芦笛先生在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比如“造成华夏文明的
落后,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本文想谈四个问题:模糊文字与模糊思维;死记硬背的
应试教育;鼠目寸光的功利主义,以及盲目自欺的夜郎心态”,都是非常赞成的。
芦先生和我在“中国没有思想家”这个观点上是一致的,但在为什么会出现“中国
没有思想家”的原因上,看法却有很大的分歧。
中国虽然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但几乎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理性的东西。我们在学
校学的数理化、政治经济法律,全是根据洋人的思想编写的课本,我们从小在学校
里学习的理性知识,可以说全部是欧洲人的理性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名人,除了政
治家就是文学家;中国历史上的名著,都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这样的文学作
品,没有一部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样的自然科学名著,
更没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这
样的社会科学名著。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给人类留下理性思维的遗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在这个问题上
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先天论,另一种则是后天论。我和芦笛先生最大的不同就在
于我持“先天论”观点,而芦笛先生持“后天论”观点。(关于“先天论”和“后天
论”请参见拙文《人种研究中的先天论和后天论》)。这里就不对“先天论”和
“后天论”观点进行探讨,而就芦先生提出的其它几个问题进行一下商榷。
和芦笛先生商讨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用文学的手法来写政论文章。
世界上有两种书,一种是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书,另一种则是我们在业余时间消遣
的书。我上中学时,很讨厌数理化等理科课,更讨厌强行灌输的政治课。放学回家
后,我从来不复习数理化,而是挑灯攻读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那时中国的城市里
经常拉闸停电,经常在读小说读到最高潮的时候,忽然眼前一片漆黑,那真是最让
人扫兴的事。我还经常把小说等带到学校在上课时偷看,不时被老师没收“课外读
物”,或被揪出来作为“不务正业”的典型。我只是在考试前一个星期左右,才临
阵抱佛脚,猛背几天书对付考试,蒙混过关。
我想很多人在中学时代都有同样的体验。那时我们之所以不喜欢读理性的数理化,
而喜欢看感性的文艺小说,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还没有成熟。到大学时代,
我还是“以邪压正”,不好好学习自己的专业课,专门通宵夜战金庸的武侠小说,
一字不漏地精读“逸闻野史”。直到读研究生以后,才开始自觉地读一些理性文
章,开始逐渐体会到理性文章的博大精深、发人深醒。以前我专去地摊上买所谓的
“畅销书”,好象别人都在看,我也不能不看。现在我看文艺小说的兴趣越来越
少,读理性著作的时间却越来越多,甚至连年青时最讨厌的《资本论》、《辩证
法》,也成了放在枕边的伙伴。这也许就是我个人理性思维能力逐步成熟的一种表
示吧。
人的感性思维是生来就有的,而人的理性思维却是随着年龄逐步成熟的,所谓“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年青人的理性思维尚不成熟,特别容易感情用事,往往是
一煽就起、一碰就跳,这也是大学生特别容易闹事的生理原因。如果“六四”天安
门广场上是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大致不会有人响应搞“绝食”。毛泽东能够
发动文化大革命,最主要依靠的,也是一批理性思维尚不成熟的大中学校学生。
政治家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越是缺少理性的人,就越容易被煽动。政治家们最
喜欢那些感情用事、容易冲动、缺少理性的群众,他们会轻信政治家、煽动家们的
任何谎言,会为了政治家的一句口号而上刀山、下火海。离开了这批缺少理性的群
众,政治家就搞不起来任何群众运动。所以政治家总是特别讨厌、也特别害怕那些
引导人们进行理性思考的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们手里没有一杆枪,没有一支军
队,但知识分子提倡的理性思想,却能够摧毁政治家们统治的根基。
在西方,政治家们的演讲是颇有煽动性的。他们为了当选、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取
胜,必须用各种方法蛊惑群众、争取人心。但这些煽动性政治演讲,并不能算作政
论文章,也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有
太多的政治煽动家,而是因为他们有太多教导人们理性思考的思想家。西方人引起
自豪的传世名作,都是《进化论》、《民约论》、《万法精神》这样的理性著作,
向鲁迅那样的煽情文章,在西方根本不会成为思想高深的典范文章。
尽管西方人也搞政治煽动,但西方式的政治煽动,还是比中国式的政治煽动,有多
的哲学性和更少的文学性。比如著名的《国际歌》就是一首政治煽动性很强的歌
曲,《国际歌》唱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中国的一首政治煽动性歌曲《东方红》,却是这样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国际歌》并没有用把毛泽东、共产党比作太阳这样的文学比喻手法,而《东方
红》却大篇幅地使用文学比喻手法,而且这种比喻在逻辑上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
“东方红,太阳升”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两件事在逻辑上没有任何必然的
联系。不管中国出不出毛泽东,东方都照样红,太阳都照样升,难道中国没有了毛
泽东,太阳就升不起来了吗?所以把“东方红,太阳升”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两句话排列在一起,逻辑上是非常可笑的。可是中国人对这样明显的逻辑错误竟然
熟视无睹,可见中国人理性思维的能力确有问题。鹊华山人先生写的《为什么要讲
逻辑?》一文(原文见《多维观点》),的确击中了中国人的要害。
我特别欣赏芦笛先生在《也谈假设与求证──答赵无眠先生》一文中,提倡青年人
不看鲁迅杂文的一段:
“鲁迅的某些提法,如“痛打落水狗”、“一个也不宽恕”、“不惮以恶意揣度别人
的心思”(非原话)等已经构成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分。它培养了几代心胸狭隘、
心地邪恶、行事偏激、手段毒辣,以邪恶心术猜疑旁人动机为机智,以投掷“匕首
和投枪”为武功的青年。。。。
所以,我觉得可以将鲁迅作为天才作家来欣赏,但不能奉为圣贤来崇拜效仿,否则
遗患无穷。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之所以是邪教,是因为它将仇恨而不是爱和宽恕奉为
基本教义,从而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传统道德。在这个过程中,鲁迅的著作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这或许不是他的本意。过去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
我想,如果要让青年做忠厚谦和而不是锋芒毕露、为人处世处处赶尽杀绝、不留余
地的人,最好不提倡他们看鲁迅杂文。”
芦笛先生的这番话也正是我想说的话。其实我并非反对在政论文章中加入一些文学
的手法来烘托文章的可读性,毕竟中文论坛并不是纯学术的讨论园地,写《资本
论》这样太严肃的学术论文,是不会有读者的。但中国人的理性本来就少,比西方
人更容易被煽动,更容易被煽情文章搞得失去理性。所以我认为中国人在写政论文
章时,应该更加注意让读者保持冷静,多学习一些西方人的理性政论文章的写法。
关于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的问题,前一段时间马悲鸣先生和不平先生,也有过对
《多维观点》该不该登载文学作品的争议。看来这种对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应该有
所区别的看法,还是有一定普遍性的。
我写文章的速度可没有芦笛先生那样手到拈来的功夫,今天只好写到这里,下次再
与芦笛先生商榷其它问题。
2000年5月21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