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精髓是褒贬赞骂──与芦笛先生商榷(三)
林思云
本来早想回复芦笛先生的商榷,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来我写文章速度较
慢,尚未练成芦先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神功,二来最近公司的工作很
忙,有几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11点,真可谓筋疲力尽。
没想到最近芦笛先生因为我而得罪了不平先生,很让我感到不安和歉意。在这里我
想送给芦先生庄子的三句话:“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
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通博古典的芦笛先生自然是
深通其义,不过为了便于大家理解,不妨多事将庄子这三句话翻译成现代文:“井
里的青蛙不能他和谈论大海,因为他被居住的地方所局限;夏天的虫子不能和他谈
论寒冰,因为他被生活的时间所约制;见识寡陋的人不能和他谈论深奥的道理,因
为他被礼仪教义所束缚。”
芦笛先生最近写的两帖《遗传,还是传统?》和《也谈中文作为一种艺术语言》,
我在这里暂先主要回复后帖,前帖将在另文回复。另外读了芦先生大作论丑陋的大
陆人之十三的《文人无行》,很是感慨。有位先辈曾谆谆教导我:“在中国说真话
吃亏,说假话占便宜”,林副主席也教导我们说:“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看
来此话还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在中国谁因为说假话而吃过亏?
毛泽东写过一首《蝶恋花》的三流诗词:“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
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本来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在诗
词中描写“吴刚”“嫦娥”这样的鬼神是不合适的。可是郭沫若等无行文人,却要
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主席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借他们的假想的存在来形象化了。主
席的思想感情是绝对真实的,忠魂和神仙则是假想的,所以主席的词是革命的现实
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
如果郭沫若是个不通诗词的老粗,写出这样的赞语也还算有一点真情。而郭沫若本
人写的词,要好过毛泽东百倍,所以郭沫若赞词全是违心的假话。不过郭沫若的假
话却是“一字千金”,郭沫若等无行文人靠贩卖这些假话,房子、车子、票子什么
都有了。其实凭芦笛先生的文才,到中国去贩卖谎文媚字的话,早就是坐着“奔
驰”在长安街上飞奔的“芦老”了,哪会是现在这样靠两条肉腿奔驰的“老芦”
呢?
在中国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假话,假话是“一字千金”,而真话则是“一字万唾”。
贩卖假话的聪明人,房子、车子、票子应有尽有;乱说真话的傻子,则被千夫指、
万众骂。“说真话吃亏,说假话占便宜”,真是中国一句颠之不破的真理呀。可惜
总有些悟性低的人,傻乎乎地在网上乱说真话,什么好处没有捞到不说,反倒换回
成吨的啐骂。我提醒那些准备在网上兜售真话的人,最好事先预备一把雨伞,以便
对付骂口飞沫的狂风暴雨。芦先生称中国是“谎言之邦”,真是一点没错。
上面是闲聊杂谈,下面是正文。
芦笛先生《也谈中文作为一种艺术语言》一文中的很多观点我都赞同,特别是“中
文的美,美在它的模糊上头”一节,犹为精辟。但在这里还是主要谈谈我和芦先生
观点的不同之处。
我认为汉语和英文的最大区别之一,莫过于汉语的褒义词和贬义词很多,而中性词
却很少。相反英文基本上都是中性词,褒义词和贬义词则很少。汉语文化的精髓其
实就是“褒”“贬”二字。自从我们的老祖宗发明了褒君子、贬小人的“春秋笔
法”,中华文化就一直贯穿着“褒”和“贬”的主线,把人物分成“忠”和“奸”
两派。“褒忠者、贬奸者”一直成为中国历代文人最大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人敢
违反中华文化中“褒忠贬奸”这一条铁则,就一定会被斥为“不是中国人”。
西方文化崇尚公正客观的“公正性”,中华文化却强调“褒忠贬奸”的偏向性,即
所谓“一边倒”的表现手法。为了强调鲜明立场,中国人创造了很多褒贬之词。谈
到政治问题时,汉语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带有褒贬之义的偏向性。比如我们只能说
“美国敌视中国”,这样才能表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如果有人反过来说:
“中国敌视美国”,那肯定不会认为是中国人说的。然而欧美人谈到中国时,就不
会用“敌视”这样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贬义词。
再比如“抗日战争”是个褒义词,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直观地明白这场战争是中国
正义,日本非正义。而中国的“抗日战争”翻译成英文,就变成非常罗嗦的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这显然不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而英文则用“中日
战争”Sino-Japanese War这样简洁的中性词,我们从字面上无法直接看出谁正义、
谁非正义。西方人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中性词,而不用“抗德意日战争”
这样的褒义词,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中没有“褒忠贬奸”的表现手法。
如果用“中日战争”“朝鲜战争”这样的中性词,人们还要想一想谁是正义的、谁
是非正义的这个问题。而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这样的褒义词,人们一看就
知道谁是正义的一方,根本不会再思考正义是非的问题了。所以褒贬化的语言也扼
杀了中国人的思考能力。
在文学创作时,美化正面人物,丑化反面人物,使用褒贬手法来增强文学作品的感
染力,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中国人却把文学的褒贬手法,推广应用到政治、历
史等领域。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被神化的人、就是被丑化的人,却看不
到真实的人。中国搞历史教育,不是意在让学生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意在教
导学生谁是最可爱的英雄,要歌颂赞美;谁是最可恨的奸逆,要贬斥唾骂。
正因为中国的褒贬文化和西方的求实文化不同,中文翻成英文就要被中性化。比如
汉语中的“恶霸”,翻成英文叫local tyrant,失去了中文原有的贬义。又比如蒋
匪军的“匪军”,英文则硬翻成bandit troop,如果不作特别的解释,英国人还以
为bandit troop是一支由职业强盗组成的强盗军团。其实“蒋匪军”倒是正规的政
府军队,英美人怎么也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如实地称呼“国民党政府军”,
而喜欢用“蒋匪军”这样感情色彩十分浓厚的词汇。英美人没有用蒋匪、共匪、剿
匪这样的贬义词来称呼敌军的习惯。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人没有把临时拼凑起来
的反英独立军称为“匪军”,美国人也只是中性地讲“南北战争”,没有人称林肯
部队是在进行“剿匪”或“讨逆”。
相反英文翻成中文则要被褒贬感情化。在英文中hegemony(领导权,权威)这个词
本来没有什么贬义,hegemonism翻成中文却成为贬义的“霸权主义”。西方人说
“非人道”本来是中性的表述,用汉语则感情地表现为“惨无人道”。中国人喜欢
用“日本鬼子”、“四人帮”等贬义词,翻成英文也变成了“日本人”、“四人集
团”这样的中性说法。
我非常赞成芦先生下面一段话:“老芦生平最怕的事,就是去看科技书或哲学书的
中译本。虽然看的是母语,似乎远远不如看原文清楚明白。无论说的是多复杂的事
儿,西文的句法结构一目了然,不会让你买椟还珠,把脑筋全用在弄清句子之间和
句子成份之间的关系上,至于句子运载的思想反倒没工夫去琢磨了。”我本人对看
中译本科技书或哲学书的痛苦也是深有体会。中文本来就不擅长表达科技哲学这样
要求精确的理性叙述,所以硬译过来的中译科技哲学文章,总是让人看起来发毛。
英文追求语言的精确性,而中文则追求语言的褒贬性。中国人善于用文字来进行
“口诛笔伐”,却不善于用文字进行“客观评述”。最近在中文网上,人们不遗余
力地笔伐李登辉,贬称李登辉为“李灯灰”、“日本狗”之类,却很少看到站在中
间立场上介绍李登辉其人其事的文章。好象大部分中国人上网的目的和兴趣似乎就
是为了“口诛笔伐”,搞大批判,根本没有兴趣进行冷静求实的探讨和交换思想。
汉语经过汉代的“赋”,两晋的“玄谈”以后,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文风。文章
里尽是堆砌美丽的词藻,却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比如司马相如的“赋”写到洛阳
纸贵的地步,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思想内涵。到了中唐以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
等人发起了古文复兴运动,提倡写简朴达意的“古文”,反对花哨做作的“今
文”,也算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文艺复兴运动。
我希望现在网上也能发起一次古文复兴运动,把网文复古到“五四”时代。“五
四”时期的争论文章,固然言词激烈,但还没有出现“丧家狗”等骂语,这些话直
到1930年代才洋洋登场。鲁迅固然骂人,但也还没有写过“撒尿当镜子照”这样的
粗人秽语。直到毛主席写出“不须放屁”这样的工农兵粗话,成为全国中小学必读
诗词之后,中国人才把最后一块见不得人的脏皮也搬上了文坛,还自得其乐。
汉语本身就是一种追求褒贬性、不善于进行公正客观评述的语言。用汉语写政论文
章,自然比较容易出现煽情的倾向,因为汉语中的中性词毕竟太少了一些。是汉语
的褒贬性、模糊性造成了中国人的缺乏理性?还是中国人缺乏理性才创造出汉语这
样缺乏客观性的语言?这又是一个“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如果说一个学生的学
习成绩不好是因为后天努力不够,人们一般还可以接受,但如果说该学生学习成绩
不好是因为先天不足,就往往要被人指骂。
记得以前在中学里学过半点辩证法:凡事都有内因和外因,内因为主,外因为辅,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按照辩证法,中国人的遗传基因缺少理性思维是内因,汉语
和中华文化太具感性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造就了现在一批缺乏理性
雍智的中国人。不知芦先生是否赞成这个辩证法的三段论。
补遗
关于中文词多还是英文词多的问题,就不得不谈到中文和英文的词汇计算方法。比
如英文的individual(个人,个人的)、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tic(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个人主义者)就是单独的四个
词,而中文只有“个人”和“主义”两个独立词,其它都是合成词。按照英文字典
的计词方法,动辄几十万词,而按照中文的计词方法,只有5千个常用字和2万个基
本词汇,其它词汇都可以通过这些基本字词来合成。
正由于汉文和英文的构词方法不同,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翻译西方著作时,在怎样用
汉字来表示欧文词汇的问题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日本人把英文后缀“-ism”翻
成“主义”,如Materialism(唯物主义)、Capitalism(资本主义)、
Nationalism(民族主义);把英文后缀“-er”翻成“家”,如Thinker(思想家)、
Writer(作家)、Painter(画家);英文后缀“-ist”也翻成“家”,如Scientist
(科学家)、Capitalist(资本家)、Artist(艺术家)。后来中国人也照搬日本人
发明的这种翻译方法,把Revisionism翻成“修正主义”,把Revelutionist翻成
“革命家”。
不过这种方法却不适用于把中文逆翻为英文,英文有Marxism(马克思主义)、
Leninism(列宁主义)、可是把“毛泽东主义”写成Mao Zedongism,英美人是无法
看懂的,所以只好称Mao Zedong Thought(毛泽东思想)。中国人自创的洋式新词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也很难“复原”为英文。还有中国政治家的一些所
谓名言:“两条腿走路”、“摸着石头过河”等,很难原汁原味地译成英文。
本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走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道路是
行不通的,就象中国搞了多年“中西医相结合”不见成效一样。
2000年5月28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