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自大与盲目自小

盲目自大与盲目自小

林思云

　读了芦笛先生的《失贞的国粹》和《难伺候的中国人》后，感到有些话还想再说，因此这里再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现在中国似乎有两种让人担心的倾向，一种是盲目自大，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中国的好；另一种则是盲目自小，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中国的差。看来芦先生的两篇文章就有这种“盲目自小”的倾向。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外国人已经给中国人发奖了，我们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怎么还好意思对洋大人表示不满？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皇上已经赏你们了，还不赶快叩首谢恩，怎么还敢对皇上说三道四敢？这个奴才也太难伺候了！” 这恐怕就是一种“盲目自小”的典型表现。

　首先应该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瑞典人把诺贝尔奖授予华人，是中国人感谢诺贝尔，还是诺贝尔感谢中国人？所谓奖励和皇上的下赐不同，是奖励者感谢被奖励者，而不是被奖励者感谢奖励者。比如一个战士因为英勇杀敌被授予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这是我们为了感谢他英勇杀敌的英雄行为，而不是要求被奖励的战斗英雄感谢我们。同样诺贝尔奖是诺贝尔先生为了感谢那些对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请瑞典人用他的遗产赠授奖金，以代表诺贝尔先生对这些杰出贡献者的感谢。将诺贝尔奖授予爱因斯坦，是瑞典人代表诺贝尔先生，感谢爱因斯坦的研究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不是诺贝尔先生对爱因斯坦的特别恩赐，爱因斯坦无需为授予他诺贝尔奖而感激涕零。

　同样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华人作家，是瑞典人代表诺贝尔先生感激中国文学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人本来是被感谢者，难道还不能说说自己的看法，难道还要对诺贝尔授予我们而感激涕零？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授予高行健个人的，与中国无关。如果真是如此，中国人何必为了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而瞎高兴呢？其实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华人作家，是表示世界对中国文学本身的肯定和感谢，高行健先生是作为中国文学的代表者而被授奖。

　既然华人作家获奖是诺贝尔先生对中国文学的感谢，中国人作为被感谢者，当然有资格对其评奖方式和公正性提出异议。如果说“中国人难伺候”，岂不是把中国人被洋人感谢的地位，降格为中国人要感谢洋人，要无条件地接受洋人的下赐？这难道不是盲目自小表现？

　为什么对诺贝尔文学奖有异议？先谈谈我的意见。以前我以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极高，100年来中国作家无法获奖是我们的水平低，达不到诺贝尔的要求。这次高行健先生获奖，我才明白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按照高行健先生获奖的标准，100年来中国作家达到和超过诺贝尔文学奖标准的至少有一个连，洋人却一直无视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无视大量中国作家的“达标和超标”，迟迟不肯向中文作家授奖，这难道不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歧视？

　对洋人表示不满并非意在煽动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视，中国人固然有做错的时候，但洋人也未必就向来公正，总不应该要中国人对洋人的腐败和不公也要忍气吞声，甚至盲目喝彩。要说中国人的仇外心理，多数来自洋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歧视或蔑视。如果洋人能够平等看待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给予应有的尊重，那么中国人的仇外心理至少可以缩减大半。中国人的仇外心理并非中国人单方面的责任，为什么只要求中国人自责，却不要求洋人忏悔呢？

　另外我认为芦先生对中国文学的一些评价实在难于苟同。比如芦先生说：“《三国演义》粗糙之极，毫无文学价值；《水浒》其实是本短篇小说集，各短篇藕断丝连地勉强缀合在一起；《西游记》的八十一难多所雷同，而且是一根肠子通到底，，，”。但芦先生应该记得《三国》、《水浒》、《西游》是什么时候的作品，这些都是十六世纪的作品，即公元15XX 年间的作品。而芦笛先生推崇的西方文学大师：“巴尔扎克、雨果、弗楼拜、莫泊桑、梅里美、司汤达、莎士比亚、司各脱、狄更斯、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这些作家基本都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人物，即公元17XX年以后的作家。如果要求写《三国》的罗贯中、写《水浒》的施耐庵、写《西游》的吴承恩，比两、三百年后的西方作家的写作水平更高好，总不是太公平吧。西方在15XX年间，有没有可以与《三国》、《水浒》、《西游》并肩的小说？中国人在17XX年间，又出了一个杰出作家曹雪芹，他的《红楼梦》在小说的写作技巧上有极大的突破，一改以往单人物单线条的小说结构，而是多人物多线条，曹雪芹的写作技巧比起他同时期的西方作家，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古典小说的成就，说明中国文学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西方文学在文艺复兴后的确有飞跃的发展，但如果究其原因，则是文艺大众化的结果。文艺从贵族走向平民，从象牙塔走向人民大众，这是西方文学在文艺复兴后飞速发展的原动力。相比之下，当时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却反对文艺的大众化，他们崇尚诗文，歧视小说戏曲，认为吟诗作词才是“高雅”，而看戏、读小说则是市井俗人的“庸俗”。写《三国》的罗贯中、写《水浒》的施耐庵、写《西游》的吴承恩、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写《聊斋》的蒲松龄，哪个得过举人、进士？当时这些为平民写作的作家，根本不被那些推崇阳春白雪的文人阶层所承认。可是几百年后，当时那些文人雅士们的“阳春白雪” 式雅作已无人知晓，而“下里巴人”的戏剧小说却流传到今天。

　中国文学的前途是走大众化的道路，中国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提倡废除被读书人垄断的文言文，采用平民大众使用的白话文，其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实现以文艺、文学、文化的大众化。毛泽东的话固然不是“句句是真理”，但也不是““句句是错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并没有错，脱离人民大众的文学，终究没有生命力。历史不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

　各国文学都有各自的成就，把文艺作品横向比较是不很恰当的。比如日本的教育水平很高，不仅没有文盲，大学的升学率达60%，而且对西方的开放程度比中国大得多，不仅西方经典，而且西方的文学近作也立即被翻译成日文。但绝大多数日本人还是喜欢读日本的文学作品，这不是因为日本人思想保守，拒绝排斥西方文学，而是因为西方文学讲的都是和日本人毫不相关的异国他乡的事，写日本的社会，表现日本人自身的情感只有靠日本本土的作家。日本可以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却无法引进西方的文学。同样的道理，中国将来即使达到日本这样的教育水平，外国文学的读者也不会比现在多出许多。

　外国的文学再“先进”，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水平再高，在中国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作品的读者，也永远不会超过读《三国》、《水浒》的读者。对于中国人，或者对于任何国家的人来说，外国文学永远扮演配角的地位，外国文学永远不可能击败本土文学，因为外国人无法了解本国人的思想感情。在中国、在汉语文化圈，外国文学永远不可能击败中国本土的文学。既然这样，说外国文学比中国文学“先进”，又有什么意义？

　 “自大主义”固然不对，“自小主义”也不应提倡，不知芦先生以为如何。

　

2000年10月19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