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脸谱文化

再谈脸谱文化

林思云

　读了老云先生的大作《告别脸谱文化》后，感触甚深，总觉得在“脸谱文化”这个话题上，还应该再谈些什么。

　我很赞成老云先生“告别脸谱文化”的提倡。正如老云先生所言，在中国历史传统上，把具有千姿百态的个人和个性分为几种简单的脸谱形象，然后把每个人按照这种脸谱对号入座。因为中国的历史中只有忠臣和奸臣的两张脸谱，所以从前人们看旧戏时，每个人物一出场，观众就会问：“这个人是忠臣还是奸臣？”，后来演员被问烦了，干脆给奸臣画上一个小白脸，让人们一看就知道此人是奸臣。

　近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对中国的脸谱文化冲击很大。刚开始中国人写介绍西方文化历史的书时，也试图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把西方的历史人物也分为“忠臣”、“奸臣” 几张脸谱。中国早期介绍西方历史文化的读物，用脸谱化的思想方式来理解西方的痕迹很浓，后来人们才逐渐发现西方文化原来不能用“中华脸谱”来理解。

　帝制在中国消亡后，“忠臣”和“奸臣”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好人”与“坏人”、“英雄” 和“叛徒”这些新的脸谱。到了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尽管打出“破四旧”的口号，但事实上人们打破的只是形式上的“四旧”，砸毁文物古迹，烧毁古书古物，而人们的思想却来了一个“大复辟”，脸谱文化的旧传统再次大回潮。在文革的“样板戏”中，正面人物满面红光，反面人物一脸土色，正面人物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他要说豪言壮语，反面人物一露面我们就知道他干捣乱破坏。如果有人敢让反面人物也象正面人物一样堂堂正正地出场，肯定会被斥骂为“竟敢为坏人翻案”，一定要追查你别有用心的险恶动机。

　后来大概人们也觉得用“好人”和“坏人”来理解世界太过简单化，于是开始试图在“黑” 与“白”之间加入一些灰色地带，创造出“十分法”，把人分为十开。如果一个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功大于过就是好人。这种“十分法”本来比黑白两分法前进了一步，但 “十分法”只能用于好人，如果你把“十分法”扩大到坏人身上，这就又要犯错误了。在中国人眼中，好人可以犯错误，但坏人则不可能做好事。正如老云先生文中所说，也送汪精卫一个几几开行吗？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样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的好人，却找不出“三分成绩，七分错误”的坏人。不过这种“十分法”仍乃中国独有，中国人说斯大林“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时，苏联人吓了一跳：世界上竟还有这种评价人的方式。

　中国人的简单化、脸谱化的思考方式，不停地以新的面孔改头换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比如现在不少中国人认为共产党代表邪恶，民运人士代表正义，民主运动是一场正义和邪恶之间势不两立的斗争，因此推论“民主运动”就是“反共运动”，谁反共越坚决，谁的民主意识就越强。对于一切中国人来说，只能选择站在“正义”的一方，或选择站在 “邪恶”的一方。在国内反共的人，要被共产党踢入民运人士的队伍；在国外反民运的人，又要被民运人士推入共产党的战线，似乎没有中间的位置和立场可以选择。

　在理解西方的民主主义时，中国的脸谱文化又粉墨登场。一些人把民主看作是正义的标准或是正确的化身，当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代表出现霸权主义行为时，他们毫不怀疑“绝对正确”的民主主义本身会出现任何错误，而是指责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假民主。其实民主主义并不是正义或正确的化身，民主制度只是给我们每个人一个选择正义或正确的机会，但没有人保证民主制度的国家不会出现错误的选择，比如希特勒就是德国人用纯民主的方式选举上台的。

　民主主义的根本内涵是给每个人一个平等的机会，让我们自己对正义和正确作出选择和判断，而不是让一些先知先觉者代替我们思考，靠领袖指引我们走向一条正确的道路。真正的民主主义只能在一群具有自我独立意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中才能实现。而在一群不进行自我独立思考，只是盲目跟在别人后面喊万岁的人们中间，完全没有必要搞什么民主制度，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大救星来替他们思考和引路。所以中国要想成功地建立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培养起一群具有自我独立意识、不迷信和依赖伟大领袖或先知先觉者指路的“独立的个人”。

　 “脸谱文化”的确是中华文化中一个痼疾，中国的很多现象和问题，似乎都与“脸谱文化”的背景有关。然而想到这里又出现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脸谱文化呢？”

　我们经常可以得到这样的答案：“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个答案当然没有错，可是如果再继续对此提出疑问：“为什么脸谱文化会在中国诞生，西方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脸谱文化？”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比较费思索了。

　以前在闭关自守的时代，中国人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的这种脸谱文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以为外国也和中国一样，普天之下都是脸谱文化。等到西洋文化进入中国后，中国人才发现“脸谱文化”原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思考方式，并非全人类均具有的普遍特征。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发明“脸谱文化”这种思考方式？为什么“脸谱文化”在中国就如鱼得水、生根开花，而到了西方文化圈就失去了市场呢？这是不是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甚至大脑结构有关？

　日本大脑生理学者角田忠信，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结果，发表了一本论文集《日本人的大脑》，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角田发现：西洋人进行理性推理思考时，大脑左半球的脑波很旺盛；进行感情发泄时，大脑右半球的脑波很旺盛，可以归结为西洋人大脑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而日本人则不管在理性思考时，还是在感情发泄时，脑波都出自大脑左半球，右半球几乎不出什么脑波。于是角田忠信惊呼：“日本人的大脑右半球是空的！”。

　角田的实验告诉人们：日本人的大脑思维方式与西洋人不同。不过这又引出一个疑问： “为什么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洋人不同？”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可以分为先天论和后天论。先天论认为日本人种的遗传基因特征造成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而后天论则认为后天的社会环境是造成思维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要搞清楚先天论和后天论哪个正确，就要进行大量的科学实验，特别是人体实验。可是现在进行以人种差异为出发点的人体实验，很容易被人们指责为搞种族主义，所以象角田忠信这样大胆的人种研究还为数不多。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结果。有人对长年在欧美生活的日本人的思考方式进行了研究，发现那些会说外国话，但仍然用日语思考的一世移民，其大脑的思考方式仍然和本土的日本人一样，只用大脑左半球而很少用右半球。可是完全不会说日语的三世以上移民，就比较频繁地使用大脑右半球。因此推论出这样一个结论：“造成人们思考方式不同的原因在于语言”。

　西洋人用的拼音文字是抽象的表音符号，所以西洋人擅长抽象思维。而日本人使用中国人发明的汉字，是既表音又表意的象形文字，所以造成日本人的大脑也表音表意不分，只用大脑左半球而不用右半球。这种语言决定论的理论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

　日本人的这个研究结果对中国人也很有借鉴意义。日语混合使用只表音的假名和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而中国完全使用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所以中国人的思考比日本人更依赖汉字。如果按照语言决定论，中国人使用象形文字的程度比日本人更高，那么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就应该比日本人更加倾向于只用大脑左半球而不用右半球。这是不是造成中国人“脸谱化”思考方法的根源？

　如果造成中国人不善理性思维，简单化、脸谱化看世界的根本原因真是汉字的话，我们就得痛下决心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因此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大胆进行一些人体研究，研究一下中国人的大脑构造和思维方式，到底和西洋人有没有区别，研究一下造成中国人“脸谱化”思考方法的根源，是不是真的在于汉字。

　

2000年11月6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