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山西人

林思云


　　 赵无眠先生的《南人北人》甚是生动有趣。虽说都是中国人，南人和北人的差别，可能比 德国人和奥国人的差别还要大。读了赵先生的《南人北人》后，不由想继续深入谈谈中国 的地方人。

　　 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人们已经谈得不少，这次找个“冷门”谈谈山西人。我本 以为在网上不会看到多少山西人，因为山西是个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小省，而且地处内 陆，出国的人应该不太多。可是没想到网上看到的山西人还真不少，经常出没银河的山西 干将李有才大概就是用了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的笔名，老吃先生还有一个爱发牢骚 的山西表哥。

　　 山西作家赵树理虽然不象鲁迅、巴金那样有名，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 因为他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开山老祖。为什么叫“山药蛋派”呢？这还不是一两句话可 以说清楚的。

　　 不知道英文中Potato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曹操肯定是没有吃过Potato，贾 宝玉好象也没吃过，所以Potato传入中国大约是清朝中期吧。那时中国还没有人懂洋文， 无法直接音译，只好拍脑袋乱起名字。广东人把Potato分到“薯”类，起名叫作“马铃 薯”；南京人把Potato分到“芋”类，起名叫作“洋山芋”； 北京人把Potato分到“豆” 类，起名叫作“土豆”；而山西人又把Potato分到“蛋”类，给Potato起个爱称叫“山药 蛋”。（从中国各地对Potato的乱称呼，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思维比较混乱，对事物分类的 无科学性）。

　　 中国的文人（那时还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历来自命清高，所谓清高就是不谈日常生活琐 事。画家只画山水花鸟，绝不会去画一个锄地的老农；文士满口只是“之乎者也”，对身 边的自然界，动物植物之类全无兴趣，文人雅士的文章中也从来不会“土豆”、“山药蛋” 这些词，所以当时没人想到该给Potato起个正式名称，就任凭乡巴佬们对Potato乱叫起 来。

　　 直到近代植物学传到中国，学者们才注意到这件事：Potato传到中国这么多年，居然还没 有一个正式的“学名”。采用北京话“土豆”作为Potato学名显然不妥，因为在植物学上 Potato并不属于豆类；采用山西人的爱称“山药蛋”，更犯动植物不分大忌；还是广东人 把Potato分为“薯类”比较符合植物学，所以就把Potato的学名定为“马铃薯”。虽然现 在Potato也有了正式的学名，但中国人的地方主义严重，各地还是坚持自己对Potato的 俗名，在中国各地统一对Potato的称呼，似乎比统一台湾还难。

　　 中国老百姓缺少自信，没有个人的主见，一看到洋人好，就开始盲目迷信和仿效洋人。既 然洋人先进，那么洋人的礼仪行为举止必然也是先进的；既然中国人后进，中国人的礼仪 行为举止必然也是后进的。一个人一旦有了“洋气”，连格调、水平也跟着高了起来；而 传统的中国味十足的东西，则沦为下品之物，起一个诨名叫做“土气”。甚至连殖民地香 港人的行为举止也沾上了“洋气”，成为国人羡慕模仿的对象。山西人比较保守，喜欢坚 持老中国的传统风格，于是山西人的行为举止就成为“土气”的代表。陈永贵大叔头上裹 一块白毛巾，就被大家传为“土气”的笑料，而如果香港人头上也裹一块白毛巾的话，就 会被中国人视为时髦风尚，神州大地白毛巾恐怕就要一时脱销。

　　 近代中国人的崇洋之风也波及到Potato的名称，一个人如果把Potato叫作“马铃薯”，就 会被人认为是具有“洋味”的新派人物；一个人如果把Potato叫作“山药蛋”，肯定被人 笑话为土老冒。所以赵树理这样把Potato叫作“山药蛋”的小说家，就被人谈笑为“山 药蛋派”，表示其人和其作品都是土气十足。虽然赵树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的小说《小 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是写得不错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一片洋风热浪里，赵树理的 作品独树一帜，亦是难能可贵。不过在崇洋心态严重的现代中国人看来，一提到“山药蛋 派”，就认为是上不了台面的下里巴人俗货。

　　 也许是一种成见，人们提到山西，往往就不由地和贫穷落后联系起来。我查了一下统计数 据，1999年中国各省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排行表中，广东省第一，山西省则倒数第二， 比新疆宁夏人的收入还少一大块，仅比最穷的甘肃省略好一些。然而山西人在历史上却从 来没有如此“穷”过，余秋雨还写过一篇《愧对山西》的散文，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山西也本应成为一个富省，山西人口不多，人口压力不大，粮食等一直能够自给 自足。特别是山西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现在中国能源的70％依靠煤炭，而中国煤炭 的60％又靠山西，如果山西有独立自治权，象中东石油国家那样专门出口煤炭的话，山 西人早就富甲中国了。现在山西之穷主要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只让山西搞煤炭和煤炭关联 的工业，而煤炭的价格又被压得极低，卖煤炭越卖越穷，以至于穷到中国之最的边缘。

　　 山西出的历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辈出：民国时有在山西搞独立王国的阎 锡山总督，毛泽东时代有国人皆知的“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总理，更有那个“你办事我放 心”的一脸憨傻表情的华国锋主席。不过在山西的历史名人中，最有名的还是关云长。关 云长是中国人“忠”的模范代表，被历代皇帝册封为“关帝”，比岳飞的爵位“岳王”要 高一个档次，山西解州“关帝庙”的规模也比“岳王庙”的规格大出一块。关云长的“忠” 的程度，的确没人可比，曹操给他高官厚碌、骏马美女，都留不住他（现在的中国人好象 用几块美元就能收买），非要去找他那个落魄的刘备大哥。而岳飞的“忠”，除了背上刺有 “精忠报国”四个字外，却没有什么凭证，谁知道岳飞打下江山后会不会谋反。但近代中 国人净受外国人欺，就把抵抗外族侵略的岳飞拔高成为“忠义爱国”的模范，其实关云长 的“忠义爱国”精神应该比岳飞更可颂。

　　 虽然关云长是千余年前的古人，但关云长的性格还是可以作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这就是 “忠厚老实”。山西诗人王维的作品风格纯朴，和俄罗斯出身的李白之浪漫风格实有天壤 之别。现代的山西名人陈永贵、华国锋，也都是“忠厚老实”的代表人物。山西历史上尽 出忠臣，却很少出奸臣。中国历代的“汉奸排行榜”中，似乎没有几个山西人，这大概也 是山西人“忠厚老实”的缘故吧。

　　 现在中国人说到“老实”，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一说起某某人“太老实”，那绝对不是什么 赞美，而是“没用没出息”的同意语。介绍对象时，如果说到该人“老实”，这婚事大致 就要告吹，姑娘们哪有愿意嫁给老实人的。我们也不能当面说某个人“老实”，否则对方 就要怒气上冲：“凭什么说我老实？”

　　 中国人心目中比较欣赏那种会耍小聪明、油滑狡诈的人物。可是中国人聪明反被聪明误， 不明白“老实”才是办大事的根本。以前山西的“晋商”行遍中国各地，大买卖基本上都 让“晋商”包了。山西人之所以能作这么大的买卖，其最主要因素还是在于“老实”。当 时中国并没用银行、保险公司这样的信用机构，作大买卖所需要的数以万计的银两本钱， 全靠向亲戚朋友借贷。那时借钱没有什么担保，借钱的信用全靠当事人的一句许诺。如果 你借钱的话，是愿意借给忠厚老实的人？还是愿意借给油滑狡诈的人？显然油滑狡诈的人 不易借到钱，而忠厚老实的人反而能借到钱，这就是“你办事我放心”效果。

　　 “聪明人做小买卖，老实人做大买卖”。其他省份的人太油滑一些，所以只能做小买卖。 山西“晋商”传给后代的古训，并不是什么坑蒙拐骗的奸商密诀，而是厚道信用、不怕吃 亏的“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作人原则。其实现在世界上各个成功的大公司， 也都是在“三老”的原则下办起来的。这些公司一分价钱一分货，绝不干“以次充好，以 假乱真”的行骗行径，对顾客讲信誉，宁可自己吃亏，不让顾客吃亏。现在中国的商人往 往喜欢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小聪明，虽然能够一时得逞，但由于失去了信用，买 卖终究无法做大。前些时候日本电视台报道中国人向日本出口的松蘑中插入铅条，向韩国 出口的螃蟹中塞入铁钉来增加重量，都是中国商人耍小聪明短视症的典型。

　　 近代的银行等金融机关兴起后，私人信用不再那么重要了，山西的晋商也开始衰败。现在 山西人看着外省的假货大发其财，也难免心手发痒，开始学着作起假来。但山西人还是老 实，作假的水平也低劣。精明省份的人作的假货不是100％的假货，而是半真半假，让你 上了当也发觉不了；而山西人作的假货就是100％的假货，往往让人一眼就能识破。前些 时候的山西假酒毒死人事件，也能看出山西人作假的水平：山西人做的假酒就假到能毒死 人的地步，精明省份作的假酒哪有假到毒死人的？

　　 出国后，感到外国人的老实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人，有人把美国人戏称为“大儿童”，而 中国人从小就被培养成心计十足的“小大人”。中国人虽然在耍小聪明、玩小诡计方面大 大胜过洋人，整人、骗人、坑人的本事，绝对让洋人们自叹佛如。但在发明创造等大智慧 方面，中国人就相差太远了。中国有句格言“大智若愚”，可惜中国人没把这句格言当回 事，和外国人打了一些交道后，我才体会到“大智若愚”的真正含义。

　　 老实人组成的团体有个最大优点就是彼此信任，相互团结。而聪明人组成的团体则是相互 猜忌，一盘散沙。在和平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点还不是特别突出，但到了战争时代，老 实人团体的优越性就出来了。所以老实的山西人一般比较抱团，山西人碰到山西老乡，不 认识也会热心帮忙，以前中国各地都有山西同乡会的“山西会馆”。

　　 山西人打仗也颇为勇敢，抗战时日军从北路进攻山西，阎锡山搞了一个“忻口战役”，这 是日军在中国北方战场遭到的最顽强抵抗。阎锡山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不同，没有精良的 装备，全靠将士的勇敢。阎锡山把全数精锐都投入了“忻口战役”，仗打得十分惨烈，士 兵打完军官上，硬是挡住了日军的猛攻。最后守卫石家庄的国军望风而逃，日军乘虚从南 路进入山西，阎锡山军才撤退到山区打游击。

　　 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遇到的最难打的一仗就是“太原战役”。在三大战役以后，长 江以北已经全部成为共产党的地盘，唯独山西的阎锡山军还在死守太原一座孤城。在四面 楚歌、毫无取胜可能的情况下，山西人死守太原长达一年之久，太原城的解放（1949年5 月）比南京还晚（1949年4月）。解放军和阎军在太原周围展开了拉锯战，解放军攻下一 个阵地，阎军再反攻夺回，双方的伤亡都极大。最后解放军采用围而不打的围困战术，围 困在太原的阎军由于长期吃不到蔬菜，士兵多数患了夜盲症，天一黑就看不见东西。

　　 阎锡山的部下劝阎锡山说：“长官，太原早晚是守不住的，您还是走吧，只要长官在，将 来山西就有希望。死守太原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阎锡山乘飞机逃出太原后，阎军将士 对阎锡山仍是极忠，守卫太原坚持到最后一人。解放军攻入太原城后，守城的阎军高级将 领集体自杀，现在台北还有一个“太原五百壮士”纪念碑，纪念太原战役中的阎军将士的 忠勇。

　　 华国锋时代提倡过“三老四严”（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晋商古训），但 伶俐的小邓上台后，老实人就没市场了。现在中国是一个鼓励奸诈，老实人吃亏的社会， 这样一来大家都向奸诈看齐，老实人也学得不老实了。在这股油滑狡诈的浪潮中，山西人 还能不能保持那份老实忠厚，的确让人担心。

　　 虽然山西深在内陆，但我感到山西人在性格气质上，倒比沿海省份的人更接近洋人的“大 儿童”性格。说山西人“面土心洋”，似乎亦不为过。

2000年11月23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