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歧途的中国强硬外交

走入歧途的中国强硬外交

林思云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民众中出现一种亢奋的爱国激情：每当中国政府对外“强硬”时，老百姓就欢声一片；每当中国政府对外“妥协”时，老百姓就骂声不绝。谁都可以简单地总结出中国式的爱国公式：“强硬&抵抗＝爱国”，“妥协&让步＝卖国”。

　中国爱国公式的背后是百余年来的辛酸历史。鸦片战争以来，历届中国政府：满清、北洋、国民政府的对外方针都是再三妥协退让，不停割地赔款，直到亡国的边缘。历届中国政府的退让外交使中国民众感到刻骨铭心的屈辱，对本国政府外交的动机产生一种不信感，下意识地认为不管什么样的中国政府，天生就有希望卖国的蠢动，一有机会就要兜售卖国的门票。基于这种爱国激情，中国老百姓对政府在外交上的妥协退让异常敏感，不管是什么中国政府，只要对外妥协退让一步，老百姓们就神经质地以为政府又要卖国了，骂政府的爱国亢奋又要大大发作一番。

　当然中国民众的爱国激情并不是什么坏事，可是人民过度的爱国心却剥夺了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柔软性。外交的目的是与外国搞和平友好，外交追求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双赢”，而非一方胜一方败的“冷战胜利”。不可能想象用高压的手段把对手逼入全盘皆输的绝境，对方还会与你和平友好。因此外交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没有妥协退让也就不需要外交了。历史上中国的历代王朝从来没有考虑过用妥协退让的手法解决国际冲突，所以中国历代王朝也从来没有设立过“外交部”这个机构。

　成功的外交就是以自己最少的退让换取对手最多的退让，一个对外国绝不退让半步的国家，不会在世界上找到一个朋友。现在中国在世界上孤立无援，没有一个盟国与友邦，也是中国强硬外交的必然结果。

　另外中国人对“外交”概念的理解，也与西方人很不相同。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西方人的“外交”概念，很多中国人把“外交”理解为不动用武力的“冷战”，就是孙子兵法中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试图靠外交的手段赢得战场上得不到的胜利。在中国与外国发生冲突时，每当外国对中国做出外交上的让步，中国民众就兴奋不已，和在战场上打赢一场战斗似的欣喜若狂；而每当中国对外国做出外交上的让步，中国民众又悲愤不已，和在战场上打输一场战斗似的痛苦失落。

　西方人把妥协退让理解为“外交上”的必须，因而西方人在别国对自己让步时并没有特别的欣喜若狂，在自己对别国让步时也没有特别的痛苦失落。当然西方人也搞不懂中国人对 “外交”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每当中国在外交上半步不肯退让时，西方人就会理解为中国准备与他们打冷战，“中国威胁论”也因此出现。在一些国际谈判中（比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外交谈判），中国人往往大骂美国人用高压政策逼中国让步，可是中国人就没有想到美国的让步是要靠中国的让步来换取的，如果中国丝毫不肯退让，美国如何会单方面让步？

　最成问题的是，每次外国出于外交考虑而对中国的让步，都被中国人解释为是因为中国强大起来了，外国害怕中国才不得不向中国让步。这种宣传误导不少中国人产生一种幻觉：外国人害怕中国，只要中国坚持寸步不让，外国最后就不得不软下来对中国让步，好像中国是世界上的恶霸，谁都要对中国退让三分。这种把外国对中国的外交让步解释为“外国害怕中国”的宣传，恐怕是把中国外交引入歧途的导火线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多少中国人为了这句话激动的热泪奔流，以为今后中国人将进入不再对外妥协退让的扬眉吐气时代。大量海外华侨也赶程回国，试图去享受作扬眉吐气中国人的畅快。但中国的现状很快又让爱国的中国民众失望，中共政府在美国人面前站起来了，却同时又在苏联人面前跪了下去。以今天的爱国标准来看，195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条约”，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丧权辱国卖国条约。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唯唯诺诺，肉麻地把苏联捧为老大哥，自称小兄弟，甚至在宣传画中把本来身材较高的毛泽东，画得比身材较低的斯大林还要矮一截。

　尽管中共政府对苏联的“低姿态外交”让爱国民众们感到非常不满，但1950年代却是中国近代史中唯一与外国结盟的时代，而且也是中国经济科技发展最快的时代。在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几乎为零，连汽车都造不出来，更不要说飞机军舰等高科技产品。然而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10年后1959年的中国已经实现飞机上天、军舰下海、坦克上路，而且都是当时世界上一流水平的兵器，使中国一跃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如果没有苏联的技术援助，到今天中国能不能造出喷气战斗机还是个疑问。现在中国还向俄国购买先进战斗机和军舰，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时苏联技术援助的可贵性。

　在成绩面前，中国人开始翘尾巴，忘了这一切都是低姿态外交，尊苏联为老大哥换来的好处。中国的民族主义迅速抬头，以为中国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军事资本，可以对苏联说“不” 了。中苏论战开始后，中苏两党间的意识形态争论很快变成两国的民族间冲突，中国民众双手赞成毛泽东绝不对苏联让步的强硬外交。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以为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不必再象以前那样对苏联唯唯诺诺，大家心甘情愿地勒紧裤带还债，支持“中国人有志气” 的争气外交。

　虽然中苏反目的结果使中国陷入国际上极度孤立的困境，但既“反帝”又“反修”自我孤立政策非但无损中共的威信，反而给毛泽东戴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环。尽管当时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但可以肯定，主张中国应该降低姿态与美苏等大国搞好关系的人是绝对的少数派，大多数民众都积极肯定中共当时的强硬外交。即使今天中共有人打出强硬牌，在中美军机相撞冲突后，提出与美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甚至不惜与美国一战的极端主张，恐怕也会得到多数中国人的真心支持。

　但极端强硬的外交政策，把中国与国际社会隔绝孤立起来，给中国带来了悲惨的结局。人们往往在失去某种东西时才知道它的珍贵性，中国断绝了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来源后，才明白先进技术和贷款资金的重要性。在自我封闭了十几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几乎呈停顿状态，中共领导人也已明白这样下去将是自走绝路，开始考虑打开国际上自我孤立的僵局。

　 1970年代初，苏联开始与美国搞“缓和”，首次签署了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美苏间关系缓和，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既反美又反苏的毛泽东害怕美苏联手对付中国，赶紧降低姿态，主动向美国放出“修好”的乒乓外交气球。美国对于这颗突如奇来的气球当然是来者不拒，中国这个大国加入美国阵营共同反苏，明显加强了美国阵营的军事优势。

　为了加入美国阵营，中共政府做出的外交让步也是巨大的。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放弃了“解放台湾”的战略计划，在美国口头上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默认美国与台湾非正式的政治经济联系，甚至允许“与台湾关系法”等明显侵犯中国主权的立法存在。在中苏友好时代，中共政府一直声称不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但为了摆脱国际孤立，搞好与日本这个东亚邻居的关系，中共也主动放弃了战争赔款。另一方面，中美、中日建交也是奠基在毛泽东巨大的个人绝对权威上，缺乏绝对权威的领导人没有勇气承担与自己敌人低姿态求和的“卖国压力”。

　到了邓小平时代，人们开始反省毛泽东时代强硬外交政策的弊害，中共的外交方针有了根本性的转折。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外交方针，在国际上不逞强，不强出头，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全力以赴发展经济。所谓良好的国际环境就是尽量不与世界上的强国大国发生摩擦冲突，妥协低调处理国际事务。当时中国正值内外交困的时代，中国人吃够了强硬外交的苦头，所以邓小平低调外交路线得到了中国人的一致好评。

　 1980年代到1990年代前半期，是中共外交史上的另一个低调时期，在台湾西藏等很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共尽量不作激烈的发言；在国际问题上，采取与美国合作态度，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均投弃权票，以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同时积极与苏联缓和紧张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1980年代中共与日本的关系也比较平和，中共没有强调中日间的历史问题，1986年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到靖国神社“公式参拜”，中共政府也没有过分激烈的反应。

　可是进入1990年代后半期，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出现明显的转变，强硬外交政策又开始复活。这里虽然有中共的意识形态危机，想在外交上搞一些强硬动作，树立中共爱国政党新形象的因素在内，但更主要的是1990年代中国经济有明显的增长，国力有明显增强，许多中国人又开始翘尾巴，以为中国已有了向美国说“不”的资本，不必再事事忍气吞声，可以放手与美国打外交战了。

　不少中国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忘了1960年代强硬外交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幻想中国已经真的成为国际上的“强国”，对与中国无直接关系的国际事务也开始指手划脚。1999年中国反对美国干预南斯拉夫事件就是一个明显典型，中国大使馆被炸也可以视为美国警告中国不要在与自己无关的国际事务上轻易与美国作对。

　中国为“争几口气”的强出头外交其实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在1980年代，大部分美国日本的民众都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可是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60％以上的美国和日本民众，都把中国视为“不友好国家”。象美国日本这样尊重民意的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以顺应本国的民意，可以说中美、中日关系的恶化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强硬外交既要有策略，关键还要有实力。由于中方手中的硬牌极为有限，本来没有资格与美日等国玩强硬，但中国近年搞了几次对美日的强出头外交：向台湾放导弹、强求日本战争道歉、反对美国干涉南斯拉夫、强求美国军机道歉等等，每次都被对手把牌反弹回来，打得自己眉目青肿，最后只得自找台阶下台了事。

　江泽民到日本访问时强要日本道歉，日本人分析出这是中共玩“爱国火”，把取得日本道歉作为中共的一大外交胜利，增强中共在中国百姓中的爱国形象。于是日本人将计就计：中共要想靠“道歉”树立爱国形象，日本则偏不给中共这个机会，反过来用“不道歉”给中共树立一个卖国形象，让中共点起的爱国之火回烧自身。日本人的计策果然见效，后来朱熔基访日时，再没有强求日本道歉，因为中共已尝过了爱国之火回烧自身的滋味。

　中国为了稳定和发展，在科技、资金、外贸、台湾独立等重大问题上都有求于美日，美日也吃准中国强硬的底牌有限，只要他们打强硬牌，中国自然不敢对玩强硬。现在美日对中国的态度都趋于强硬，希望中国政府知难而退，在国际外交事务上退回到以前的低调时代。

　外交上唱高调的确可以满足中国人“站起来了”的虚荣心，但是中国人为“站起来”付出的代价也是难于承受的。近代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凡是中国外交低调的时代，中国经济科技发展顺利，人民生活安裕，国力增强；凡是中国外交高调的时代，中国经济科技停滞，人民生活倒退，国力减弱。中国人应该反省一下历史，认真思考一下强硬外交政策的利弊关系，中国外交应该走“争气外交”路线，还是应该走“务实外交”路线。

　现在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已再次走上强硬外交的歧途，这是历史对中国的又一次考验。尽管中共是一个独裁政权，但中共也不是一意孤行、完全不考虑民众反应的政权，这也是中共维持到现在的原因。中共现在的强硬外交，很大程度上亦是为讨好中国民众的爱国激情而不得不做出的反应。如果中共不出一个像毛泽东那样的绝对权威独裁者，或者是一个不怕当汉奸卖国贼的“勇士”，中国将很难走出被爱国民众规定好了的强硬外交歧途。

　

2001年5月5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