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眼泪（三）

蒋介石的眼泪（三）

林思云

　 1944年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把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西方记者看到前方毫无秩序败退下来的军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武器残破不全，无力行走的伤兵被扔在路旁无人过问。军用车辆上装载的不是武器，而是军官们的私人财物。中国军官宁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个人财产的行为，使人很难想象他们有与敌人死战到底的决心。更让西方人吃惊的是，中国高级军官们竟然带着妻妾上前线，这在其它国家的军队中是无法想象的。日本报纸上不时报道日军在战场上俘获中国某某将官的妻妾，作为日本国内的笑谈。

　国民党腐败官员层层克扣本来就不多的军费，前线战斗部队的军饷经常拖欠，有的部队甚至连足够的军粮都领不到，士兵们掠夺抢劫老百姓成为家常便饭。军官们为了贪污军饷，往往多报士兵的人数，一般部队的实际士兵人数，只有纸面上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国民党军采用“抓壮丁”的强征士兵方式，士兵逃亡十分严重，从福建强征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达贵州前线。1944年参加“一号作战”的日军基本都是装备训练较差的预备役军队，但在中国军队面前还是“战无不胜”。

　抗战末期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军队的素质比1937年抗战初期时下降了很多。加之抗战末期物价飞涨，国民党高级军官为了确保经济收入，各军队开始经商，军官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经商上，更加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各城市的城防司令部成为变相的商业性机构，商人要依托军人的特许和保护才能从事商业活动。蒋介石的侍从唐纵在1944年 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党政机关就是军队，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这是实在的话。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败坏，自上而下，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全坏了。如果不能彻底有所改革，社会真是不可收拾。”

　 1944年7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会上讨论的不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而是中国军队的体制弊病。蒋介石在会上气愤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做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长官枪毙在路旁，，，，。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逞，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做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尽管蒋介石下决心整顿军风军纪，要求大家“知耻图强”，但该次整军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恐怕比蒋介石亲口描述的还要糟糕一些，大概不会有人指望这样腐败的军队还能打胜仗。1944年末，国民党占领区已经缩小到西南数省，重庆被日军占领好象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难理解的。

　作为对照，延安共产党的表现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人最早到达延安的是一批新闻记者，这些记者异口同声地报道说延安共产党政府行政清廉，军队的军纪军风良好，深得老百姓的支持。美国记者的报道使不少美国人把中共视为中国“进步势力”的代表，称延安代表“民主的中国”，而重庆代表“封建的中国”。美国新闻界对中共的正面评价也影响了美国政界的对华政策，美国人不得不考虑，美国支持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并予以大量的物质援助，这样做值得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清廉进步的中共，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呢？

　前中国战区美军最高参谋史迪威，单纯从军事上考虑利用共产党的军队打击日本人，而美国总统罗斯福考虑的更远一些，他希望把中共从苏联拉入美国一边，不仅成为美国军事上的同盟，而且成为战后美国政治上的同盟。当然在美国反共的大气候下，罗斯福不可能支持中共建立政权，于是萌发了建立国共联合政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一个有生命力盟友的想法。

　另外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美国大使馆官员戴维斯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里评价中共说：“中共里面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与其说他们是共产党，不如说他们是一个农民民主党。”同样苏联的斯大林也称中共是“马戈林共产党”（马戈林：MARGARLINE人造黄油、非纯正的）。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时，提出美国要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蒋介石迫于美国的压力，只好同意美国派一个十几人至二十几人的小型代表团到延安，团长为鲍瑞德，代表团中还有中共的“朋友”，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斯。谢伟斯在重庆美国大使馆任职期间，就与中共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等人结为朋友。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时说：“中共并不指望俄国人的帮助。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肯合作，我们一定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

　毛泽东向美国放出“远苏近美”的气球，也是有国际背景的。毛泽东执政后，在中共党内批判了王明的“国际派”，1942年的“整风运动”后，更进一步肃清了“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苏联一直支持王明，所以毛泽东上台后，中共和苏联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抗战爆发后，苏联主要援助的是蒋介石政府，对延安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援助，所以中共考虑放弃苏联而与美国结盟的可能性。

　这时中共在理论上也开始摆脱共产主义的色彩，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表明中共当前的任务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基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提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在实现“新民主主义”后，国家完成工业化建设以后的遥远事情。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设想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不少美国人对中共搞赤化的恐惧感，谢伟斯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毛泽东并不想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相反中共试图依靠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落后的经济。现在中共与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并没有密切关系，中共认为美国比苏联更可以依赖。”

　中共明白美国人喜欢“民主”，所以尽量树立民主的形象赢得美国人的好感。中共声称在他们的解放区里，地方政府已经或者正在由人民选出，中共在地方政府组成方面，实行“三三制”，即党内人士、党外民主人士、工农代表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同时召开边区参议会，实行与党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合作。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中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1944年秋开始，美国开始考虑在中国建立国共两党的“联合政府”。1944年8月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来华的赫尔利，担任起国共两党的调停人。当时中共由于处于劣势，缺乏国际支持，所以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提案非常积极。1944年9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宣布：赞成美国指挥官指挥全部中国军队。10月23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约见赫尔利，要求赫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相比之下，蒋介石则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提案非常消极，只是为了不得罪美国人，才不得已勉强与中共进行谈判。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亲自前往延安访问，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到机场迎接。11月8 日，赫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达成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五项建议，11月9日毛和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毛赫达成的五项建议是：

　一、中国军队统一。
　二、国民政府改组，建立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政府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保障思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结社和集会的自由。
　四、美援物资在所有抗日武装间平等分配。
　五、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等所有抗日党派为合法政党。

　由于赫尔利是美国的反共分子，中共担心赫尔利在国共两党的调停中偏袒国民党一方。延安谈判之后，中共对赫尔利是否会向美国政府正确转达中共的本意亦不放心，又托美国财政部代表弗里德曼带一封信，请他回国后转交给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这封信由周恩来写成，信中说中共对国民党政府不进行政治改革感到失望，希望美国直接援助延安，并邀请摩根索访问延安。

　 11月10日，赫尔利和周恩来一起从延安返回重庆后，罗斯福正式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汇报他与毛泽东达成的五项建议，但蒋介石对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毫无兴趣，因为这样要使国民党失去独揽政权的资格。11月22日，蒋介石提出三项反建议，答应承认中共为合法党派，前提是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合并。蒋介石同意军事委员可以接受数名共军高级将官加入，但没有同意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反对毛赫五项建议，使赫尔利很失望，但赫尔利又接纳了蒋介石的三项建议，试图说服中共让步接受蒋介石的反建议。

　中共对赫尔利的摇摆不定感到愤慨，毛泽东指责赫尔利为什么和他签订了五点建议，又倒过去同意蒋的三点建议。毛泽东对美国延安代表团团长鲍瑞德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如果美国不援助，还可以转向英国和苏联嘛！”但毛泽东仍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美国进行合作。赫尔利的这次调停失败，与他自己的立场摇摆不定有很大关系。

　尽管中共不接受蒋介石的三点建议，但声明无意关闭和谈之门。中共发现赫尔利等人是亲蒋的，但也有鲍瑞德等一些美国人是亲共的，中共想冲破蒋介石和赫尔利的封锁，直接与罗斯福及美国政府建立联系。1945年1月9日，毛泽东交给迪克西使团代理团长克罗姆利少校一封信，请他通过军事渠道转给罗斯福。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中共希望派出一个代表小组到美国访问，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直接讲述中国的复杂内部问题。如果罗斯福同意，毛泽东、周恩来打算亲自赴美国访问。从现在披露的情报来看，罗斯福并没有收到毛泽东的信，是谁扣留了毛泽东的信已无法查明。

　 1945年1月24日，国共双方的谈判再开。中共代表周恩来坚持在联合政府建立以后，才能移交军队，而蒋介石则坚持共产党先解散他们的军事组织以后，才能开始谈判联合政府的问题。最后双方于２月３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建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取代现行的国民大会，为建立民主宪政开辟道路。但在统一军队和共产党参政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共识，还需要进一步谈判。

　 1945年2月23日，朱德经由美军官艾芬士上尉向美军中国战区最高参谋魏德迈申请二千万元美元贷款，作为对日作战经费，被赫尔利阻止。中共一直无法与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直接取得联系，打不开对美局面，并且又得不到苏联的实质性支持。1945年6月，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发表了《愚公移山》讲话，表达了中共即使没有国际支持也要坚持到底的决心，同时批评蒋介石政府“要把中国引向黑暗”。

　正在美国撮合中国联合政府之时，1945年2月4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召开了雅尔塔会议，会上罗斯福背着中国政府，与斯大林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雅尔塔协议”，以换取斯大林的对日出兵。“雅尔塔协议”关于中国的内容如下：

　一、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
　二、大连港为国际商港，苏联在该港具有优先权。
　三、苏联租借旅顺作为其海军基地。
　四、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

　罗斯福没有向蒋介石透露雅尔塔会议的内容，蒋介石预感到雅尔塔会议对中国将是十分不利的。蒋介石在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见罗、邱、史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结果与英、俄协以牺牲我乎？”3月15日，蒋介石通过中国驻美使馆得知雅尔塔密约的具体内容后非常愤慨，他在3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雅尔达果己卖华乎？惟如何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日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当时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苏联出兵。蒋介石没有估计到日本会那么快投降，以为日本还能坚持一年左右，所以苏联一旦出兵，苏军就会以消灭在华日军为借口，进军大部甚至整个日占区。苏军一旦进入中国，就不会轻易撤走，要换取苏军从中国撤军，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更有甚者，如果苏联象处理东欧占领区那样，把进入中国的所到之处都建立共产党政权，蒋介石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萌发了与日本单独停战讲和的念头。蒋介石希望日本放弃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承认重庆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重庆与日本签署和平协议，日军从中国撤军，把日占区交给蒋介石政府。蒋介石对日单独讲和的着眼点有二：一是一旦日军撤出中国，苏军就没有了进入中国的借口；二是可以保证得到日占区的领土，防止共产党趁火打劫。中国单独与日本讲和当然要得罪美国人，不过蒋介石认为既然美国可以做出牺牲中国换取苏联对日作战之举，中国这样做也不算背信弃义。

　 1945年3月16日，缪斌奉蒋介石的密令乘飞机来到东京，与日方密谈单独讲和一事。当时缪斌名义上是汪精卫南京政府的立法院副院长，实际上却与蒋介石有秘密联系。缪斌到日本时，携带一部可以与蒋介石直接联系的无线发报机，把密谈的情况随时报告蒋介石，并直接接受蒋介石的指令。

　缪斌首先提出要直接与天皇会谈，但缪斌并不持有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也没有什么其它信物可以证明他是蒋介石派来的密使，一些日本人对缪斌的身份尚有怀疑，所以不同意缪斌见天皇，而是让天皇的弟弟东久弥宫会见缪斌。3月18日东久弥宫会见缪斌时，开门见山地说：“在我们会谈以前，请先生先回答我三个问题。”
缪斌说：“请讲。”
东久弥宫问：“第一，重庆承认天皇吗？”
缪斌答：“承认。”
东久弥宫问：“第二，为什么要与日本和谈？现在美军已显示出压倒性的优势，直率地说，日本对战争已经绝望了。”
缪斌答：“重庆并不愿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毁，因为中国的安全也要依赖日本的继续存在。如果日本在灭亡前与美国停战讲和，日本就会成为中国的防浪堤，可以将苏俄进入中国的危险防患于未然。”
东久弥宫问：“第三，为什么要直接与天皇会谈？”
缪斌答：“日本政界没有可信任的人物，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天皇。”

　东久弥宫对缪斌的直率回答很满意，认为缪斌是可以信任的人物。东久弥宫问起中国方面的和平提案，缪斌说中国的和平提案主要有三点：一、取消汪精卫南京政府，承认重庆政府的合法地位；二、日军立即从中国撤退，将日占区移交重庆政府；三、中日单独签署停战协议，中国负责斡旋日本于美国之间停战讲和。东久弥宫听后认为可以接受中国方面的和平提案。

　 1944年7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小矾国昭继任首相。小矾也十分支持缪斌带来的和平方案，1945年3月21日，小矾首相召开了各大臣参加的“最高会议”，商讨缪斌带来的蒋介石和平方案。尽管小矾一再坚持与中国单独讲和，但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均反对，他们认为单方面从中国撤军会导致军心涣散，也反对抛弃日本支持了多年的汪精卫政府。最后小矾仍不死心，又直接向天皇提出与中国讲和的方案，希望得到天皇的“圣断”。但是天皇也表示反对，这样失去了各方支持的小矾不得不辞职，1945 年4月5日小矾辞职后，由铃木贯太郎继任首相。铃木也曾设法与重庆和谈，但得不到军部的支持，最后不了了之。缪斌得知日方的商议结果后感叹说：“日本的政治家都是猪脑子。”

　缪斌这个人的一生也颇富传奇色彩。缪斌1921年考入南洋公学（现上海交大）电气科后，加入国民党，1923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他出任无线电科教官。1925年2月东征陈炯明作战中，缪斌组织了敢死队，带头冒死冲入敌阵，一时被誉为国民党军中的英雄人物。缪斌的勇名也使他的地位迅速上升，1926年北伐时，缪斌出任第一军副党代表（正党代表为汪精卫），1928年北伐胜利时，缪斌任陆军中将。1929年，26岁的缪斌出任江苏民政厅长的重职，但不久遭排挤下台。此后缪斌一度留学美国，回国后隐居著书。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缪斌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但与蒋介石有秘密联系。

　美军占领日本后，从日本档案里发现中国单独与日本秘密讲和的资料，麦克阿瑟大怒，要传中方代表缪斌出庭作证，但缪斌已被中国处死。原来抗战胜利后不久，缪斌作为汉奸被逮捕，并于1946年5月21日被处死。缪斌是蒋介石政府处死的第一个汉奸，不免让人感到有杀人灭口之嫌。缪斌死后，缪斌的日本朋友为他建了纪念碑；1950年，天皇的弟弟东久弥宫在东京主持了缪斌的追悼会；1991年在东京稻荷神社为缪斌树立“显彰碑”，封缪斌为“和平神”。日本人认为应该感谢缪斌冒险到日本谋求和平的行动，缪斌最终因此而死，故树碑表示纪念。

　蒋介石政府虽然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但是由于腐败，却失去了中国民众的民心。在抗战时的艰苦环境下，不仅底层的老百姓在水火中煎熬，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公务员、教师和学生也挣扎在饥饿线上，承担着战争带来的牺牲。可是他们周围的有权有势之人，却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聚敛财富，发战争横财，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和愤恨。很多知识分子并非亲共产党，也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们更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然而中国却没有第三条道路让知识分子们选择。

　一些历史学家著书说二战后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反共，为蒋介石出钱出枪打内战，这是有违于历史史实的。美国固然反共，但美国并不赞成蒋介石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暴力方法，而是希望蒋介石把共产党作为一个合法的民主政党对待，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蒋介石则坚持用暴力方法消灭共产党，这是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的最大分歧点。

　（待续未完）

　

2001年6月19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