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眼泪（五）

蒋介石的眼泪（五）

林思云

　 1946年3月11日，负责调停中国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暂时返美，国共间的军事冲突又重新开始。国共间军事冲突重开的主要责任在蒋介石一方，中共方面以被动应战为主。但此时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有所转变，开始比较积极地援助中共。中共有了苏联的援助后，也开始在一些地区主动向国军发起攻势。

　 1946年以来，美苏两国在二战期间的合作关系破裂，冷战开始。苏联原来的中国战略是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让中共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进行政治斗争放弃武装战争。但美苏冷战开始后，蒋介石一边倒向美国，因此苏联开始扶持中共与蒋介石政府进行军事对抗。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东北先由张作霖经营，后来又由日本扶持的满洲国经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势力从来没有渗入过东北。日本战败后，东北地区成为政权的真空地带，国共两党谁先进入东北，谁就能抢到控制东北的政权基础。

　按照协议，苏联本应在日本投降后三星期后开始撤军，最迟不超过三个月，但届时苏军并无撤军的迹象。为了防止苏军南下，美国派5万多人的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进驻北京、天津、青岛等地。1946年2月11日，美国向世界公布了《雅尔塔密约》。《雅尔塔密约》中出卖中国主权的部分，在中国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2月22日，重庆各校学生2万余人发起了要求苏联从东北立即撤兵的反苏游行，捣毁了亲苏联的中共的《新华日报》报社。

　对于中国方面的撤军要求，苏联提出一个反要求：“如果美国撤走驻华北的美军，苏联就撤走驻东北的苏军，苏美两国同时从中国撤军。”美国则以驻华美军是应中国政府之邀为由，拒绝了同时撤军的建议。苏联把日本和满洲国在东北工业机器设备能拆的全部拆走运回苏联，并招请中共军队进入东北，放手让中共在东北发展势力。在拖延了几个月后，1946年3月，苏军突然开始从东北撤军（5月3日撤军完毕），苏军将沈阳等靠南的几座大城市交给国军，而将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交给中共。5月24日国军夺取长春，但中共的策略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共派30万干部渗透东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起东北政权的群众基础。

　 1946年4月18日，一时离华的马歇尔特使返华。马歇尔对蒋介石不遵守达成的停战条约十分气愤，又对蒋介石启用了罗斯福那样的强压手段：不停战就停止美援。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被迫同意自6月7日开始为期15天的全面停战，这是所谓“第二次停战令”。但蒋介石已下决心用武力解决中共问题，15天的停战期过后，国军又对中共发动新的攻势。在此情况下，马歇尔向蒋介石表示：如果再不停战，他将立即离华返美。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于1946年8月10日致电蒋介石：“如果中国的内战不在短期内停止，美国就将重新考虑美国的对华政策。”

　蒋介石对美国的强压手段已有领教，发现了美国人的弱点：只要他坚持到底，美方最后就不得不让步。蒋介石在公开场面还是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停战调停，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停止内战的具体措施。对于蒋介石的阳奉阴违作法，杜鲁门于8月18日下令停止向中国出口二战的剩余武器，停发美商对中国出口武器的许可证。由于二战后国民党军的大部分装备都来自美国，美方停止出售武器使国民党军的武器补给发生了一定困难，这也是蒋介石军队战败的一个侧面原因。美国到1948年4月才再次恢复对蒋介石政府的武器出口，但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到了回天无术的全面失败边缘。

　蒋介石对杜鲁门的作法极为不满，认为杜鲁门的包庇纵容中共的中国政策，不仅损害了中国，也损害了美国本身。蒋介石与美国的争执也表现了中美两国对“国家领导人”所扮演角色的不同看法。蒋介石看来，他是中国政府的领袖，他就代表中国政府，美国对中国友好就要支持他。蒋介石指责美国不尊重他个人的做法是侮辱中国，“破坏了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而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并不等于中国政府，美国反对蒋介石并不等于反华，批评中国政府不是破坏中美两国的友谊，而是美国对中国友好的表现。

　不过蒋介石在军事上不松手的同时，在政治上还是力争树立民主开明的形象，给喜欢民主的美国人一个好印象。可就在此关键时刻，1946年7月发生了李公仆、闻一多两位大学教授被暗杀事件，在国际上给国民政府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事后查明，李公仆、闻一多的暗杀并非来自蒋介石的指示，而是国民党下层特务的个人行为。李、闻教授常发表反政府的激烈言论，而个别国民党下层特务认为李、闻有意侮辱国民党、侮辱领袖，出于对本党的“侠义之心”而对李、闻下手。

　当时民盟是中国政界次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三大政治势力，但蒋介石对没有军队的民盟十分轻视。国民党一直与中共进行直接的和平谈判，从来没有邀请民盟参加和谈，在政治上也从未认真听取过民盟的意见，因此民盟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民主作法十分不满。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时，事先也未与民盟商榷，所以民盟和中共一起抵制和不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因缺少中共和民盟的参加，成为国民党一党包揽的大会，没有任何民主的气氛。蒋介石树立民主政治形象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连希腊的腐败政权也比蒋政权效率高，不像他那样声名狼藉。”

　由于马歇尔的停战调停不成功，美国政府放弃了调停中国内战的努力。1946年12月18 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马歇尔也于1947年1月8日回国。美国国务院在说明马歇尔调停不成功的理由时说：中共和国民党对和平都没有诚意。美国退出调停后，国共两党开始放手大打内战。

　虽然美国表面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实际上在水面下开始物色取代蒋介石的人物。1947 年7月美国再次派魏德迈到中国视察国民政府的现况。魏德迈发表了一篇访华声明，批评国民党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魏德迈还特别指出：“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也就是说蒋介石不是有感召力的领袖，中国的复兴有必要抛开蒋介石。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对蒋介石更没有好感，司徒雷登多年在华任教，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报告说：“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除非出现一位受民众爱戴的领袖，能号召民众，并能恢复军队的作战意志。但不能指望蒋委员长能充当这样的领袖。蒋氏似乎已无法改变，而且各方面都证明他必将继续其个人统治，这种个人统治的后果，造成了现在中国的悲惨局面。”

　东北战场危机时，司徒雷登又给美国政府发去电报：“目前仅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而且拥护他的人，不过是其最亲近的同志及一些军官而已。中国政府、尤其是委员长，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他们的人日渐增多。现在除非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否则将无法避免再度的军事惨败。”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建议：李宗仁在中国军界政界有一定影响力，可以考虑李宗仁取代蒋介石。1948年3月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当时国民党内尚无可以与蒋介石竞争总统的人物，于是美国私下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作为取代蒋介石的第一步。

　在中华民国宪法上，副总统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象征性位置，所以蒋介石本来不应该在意谁当选副总统。但是蒋介石得知美国私下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后，李宗仁是否当选副总统就成为蒋介石与美国“反华势力”的新一轮斗争。蒋介石使出一切手段，要粉碎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的阴谋。蒋介石甚至亲自与李宗仁面谈，劝李宗仁放弃选举，蒋说： “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李宗仁有美国的支持，倒也气壮，李说：“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最后李宗仁以微弱优势当选，蒋介石在这次“抗美” 行动中失利。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的败色已浓，美国开始撤回国民党军队中的美国军事顾问，驻扎在青岛的美国第七舰队也离开中国，美国希望避免卷入国共两党的内战。蒋介石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杜鲁门却以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予以拒绝。美国不支持蒋，苏联又是蒋的敌人，此时蒋介石可以寻求的外援，只有昔日的敌人日本了。

　 1948年底，蒋介石找日本的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请他为国民党军物色一些旧日本军的出色军官，担任国民党军的军事顾问。美国的军事顾问太讲民主人权，不允许长官打骂士兵，倒是日军的训练方法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当时蒋介石痛感国民党军队的最重要问题不是武器，而是军人的素质太差，所以蒋介石想请一批旧日本军官来为他训练军队。

　 100多名旧日本军官组成的日军顾问团于1948年底秘密从上海进入中国，为了保密起见，日军顾问团的全部旧日本军官都起一个中国名字。日军顾问团的团长是前陆军中将富田直亮，其中国名字为“白鸿亮”，所以日军顾问团也称为“白团”。日军顾问团进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行作战建议、培训军官、训练士兵的工作。国军兵败退守台湾时，“白团”也跟着撤到台湾，继续担任国军的军事教官。蒋介石经常在日本教官讲课时，亲自坐到第一排座位上听讲，认真做笔记。1954年美国与国府签署“华美防卫条约” 后，美国重新派军事顾问到台湾。美国军事顾问对蒋介石启用旧日本军人做军事教官十分不快，要求蒋介石辞退日本教官，蒋介石说：“在你们抛弃我们的时候，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我们。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不会辞退他们的。”

　在国共内战初期，蒋介石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可是国军却在劣势的共军面前连连败退，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国大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很好的概括：“其实中共的显著成功，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的无能与腐败，导致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当初美国并不关心蒋介石政府的存亡，对国民党政府的失败采取观望的态度。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准备坐视中共解放台湾，也就没有今天的台湾问题了。当时不少美国人对中共颇有好感，但后来中共为了配合苏联反美，加入了可以避免的朝鲜战争，美国此后才下决心保卫反共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未完待续）

　

2001年7月23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