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沉沦

　日本沉沦

林思云

　人们常把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比作一个奇迹。日本经济1960年代超过英国，1970年代超过德国，到1980年代，日本的GDP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直逼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美国。当时经济学家们纷纷哀叹美国已经走向没落，预测日本将在21世纪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那时世界上到处流传着日本神话：什么日本经验、日本模式、东方儒学价值观念等等，学习日本经验的亚洲四小龙也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起飞，一时间日本经验成为经济学家们开口必谈的“四字经”。

　然而进入1990年代后，一直被经济学家们看好的日本，经济成长的势头突然出现了停顿。近10年来，日本经济每况愈下，近几年还出现了战后首次的经济负增长，失业率也一路攀升到历史最高记录。虽说日本经济是外向型经济，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较大，但1990年代世界经济是繁荣的，美国、欧洲的经济情况都很好，西方七大经济强国中，惟有日本经济一直低迷不振。现在最乐观的经济学家，也对日本的经济连连摇头，人们不禁要问：“日本怎么了？”。

　日本窘境的根源，可以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国际竞争力的低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下面就试图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探讨。

　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造成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之一是来自中国的冲击。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方面尚不足对日本构成威胁，但在低技术领域方面却对日本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不少人认为日本以生产高技术产品为主，中国的低技术产品应该成为日本经济的互补，为什么会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击呢？这是因为高技术商品大多是由大量零部件构成，而这些零部件中的相当一部分只要低技术就可以制造。比如小轿车是高技术产品，但小轿车中所用的螺丝钉、挡泥板、开关、旋钮等部件，用简单的技术就能制造出来。

　日本生产高技术产品时，有明显的社会分工。掌握高技术的大公司是领头雁，带起一批低技术的中小企业。例如轿车的生产，丰田、本田等大公司负责车体设计、引擎开发等高技术部分，而螺丝钉、挡泥板、开关、旋钮等低技术部分，则由中小企业负责。制造轿车这样高技术产品的大公司因为利润丰厚，员工的工资高一些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并不很大，而制造螺丝、旋钮等利润微薄的低技术产品的中小企业，员工工资的高低就对产品价格有很大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国外放开了廉价劳动力市场，很多日本大公司开始考虑到中国订购螺丝、旋钮等低技术产品。中国生产的螺丝、旋钮等的质量，并不比日本产的差多少，但由于两国劳动力的差价，中国产品的价格比日本低得多。由于资本家都是唯利是图，从中国订购零部件可明显降低产品的成本，增加公司的利润，所以日本大公司纷纷把大量简单零部件订单转移到中国，使原来生产这些简单零部件的日本中小企业陷入破产倒闭的危机。

　日本的中小企业雇佣了日本三分之二的就业劳动力，大量中小企业的破产倒闭意味着失业人数的增加。近几年来，日本的失业率猛增，现在完全失业人口已达337万人，占整个劳动人口的5.6％。尽管日本大公司大量向中国定货造成很多中小企业的破产倒闭，但由于资本主义企业以追求利润为最大目标，资本家并不关心国家的失业问题，也不想牺牲自己公司的利润来缓解国家的就业问题，所以日本大公司向中国订购简单零部件的风潮越刮越盛，今后日本的失业人口还将进一步向上攀升。

　日本除了把简单零部件的生产转向中国外，还把生产过程中的简单劳动部分也转移到中国。即使是高技术产品，生产过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简单的组装工作。这些工作尽管比较简单，却费时费力，是所谓劳动密集型工作。象彩电这样的产品，有上千个细小零件需要人工焊接组装，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组装出的彩电，自然比劳动力成本高的日本组装的彩电价格更便宜。松下公司到中国去组装彩电，那么松下公司生产的彩电就可以比其它公司的更便宜，就会赢得更多市场。这样一来，东芝、索尼等公司为了与松下公司竞争，就不得不把组装工作也搬到中国。因此只要有一家公司把劳动密集型工作转移到中国，其它同行业公司就不得不也跟着转移，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把劳动密集型工作转移到中国，必然减少日本国内的就业机会，形成产业空洞化，这也是日本近年来失业率猛增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人认为日本可以把低技术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工作转移到中国，集中力量发展高技术产品。但搞高技术的研究开发，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有能力承担高技术开发工作的高素质人口，占人口的比例有限，大部分人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只能从事较为简单的劳动。尽管提高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但这并不能改变低素质人口占大多数的自然规律，不可能全民都是发明家。

　近年来世界经济界出现明显的“经济全球化”倾向，即跨国公司进行生产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搞高技术部分，发展中国家搞低技术部分。由于日本把低级术的工作转移到中国，日本国内的低级术劳动力自然出现过剩，所以低级术劳动者的工资也出现下降趋势。这种现象不仅在日本，美国也同样有高技术劳动者收入增加，低级术劳动者收入减少的两极分化现象，因此现在不少人反对 “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不仅在发达国家中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从长远来看，对发展中国家也并无没好处，因为国际分工把低收入劳动分配给穷国，就等于把穷国钉死在贫穷柱上，不会有富裕翻身的那一天。此外经济全球化还使穷国与富国的关系，从竞争与对抗关系变成主导与依赖关系。富国向穷国发订单，穷国为富国打工，如果穷国不听话，富国就要收回订单，穷国就要出现大量失业和社会不安，因此穷国无法对富国说“不”。以前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关系是竞争关系，现在中国接受了全球化国际分工，已越来越走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中国的大量就业人口依靠外资生活，中国已经逐渐失去说“不”的资格。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造成日本经济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美国等其它发达国家也同样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为什么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情况要比日本好得多呢？显然日本经济的低迷，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这就是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呈现下降趋势。

　二、国际竞争力的低下

　有人说日本经济发展靠的是"拿来主义"，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一个新产品的出现，要经过发明、实验、实验成果商品化和大规模生产四个阶段。日本并不擅长发明和实验、却很擅长将实验成果商品化和大规模生产。日本企业的主要运作模式，就是引进欧美国家的实验室阶段高技术产品，然后将其商品化和投入大规模生产。电子表、录像机、液晶显示技术等，都不是日本首先发明的，但日本首先突破了实验室成果商品化的难关，赢得了丰厚的利润。有人把这生动形象地比喻为：在一桌饭菜中，日本人吃掉了最美味的一道菜。

　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已有20多年，但日本在基础研究方面却比欧美国家落后很多。美国有百名以上的诺贝尔获奖者，英国、德国、法国也有数十名，而日本算上文学奖与和平奖，也仅有十几人获奖，与其经济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然而日本每年申请专利的数量，却居世界领先水平，这也可以看出日本重技术轻学术的倾向。

　几十年来日本引进技术商品化的道路一直走得很顺，但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情报信息产业的兴起，日本公司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适应”。日本科研体制的特点是重集体轻个人，与欧美的个人本位科研体制截然不同。你问一个美国公司：“这项技术是谁发明的？”美国人会告诉你：“这是张三提出的想法，李四搞出的样机，，，”；而你问一个日本公司：“这项技术是谁发明的？”日本人会告诉你：“这是大家一起搞出来的”。

　日本比较擅长搞目标明确的研究，比如彩电开发的研究目标很好确定，无非是屏幕更大一些，画面更清晰一些，故障更少一些等，这样的研究目标谁都可以想象和制订出来。而情报信息产业的研究目标却不很明确，比如开发一个新型的WINDOWS，这个WINDOWS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上级就很难给下级制订一个具体的研究计划。软件等情报信息产业的研究工作，主要依靠研究人员个人的创造能力。在需要较多个人独创性的科研方面，日本的集体本位研究方式就显得力不从心。

　目前日本自称在情报信息领域方面落后美国5年，但1980年代末期情报信息产业兴起时，日本并不比美国落后，当时日本在硬件的微电子技术方面甚至比美国还先进。海湾战争中名噪一时的美国“爱国者”导弹，就使用了日本造的微电子芯片。开始时日本也曾想在软件方面与美国一拚高低，但终究没有搞出象样的产品，最后不得不引进照搬美国的软件。日本也曾想在微机中央处理器 CPU上与美国较量一番，但最终败下阵来，只有在计算机内存方面尚有一定的优势。

　日本在计算机内存方面有一定优势，是因为计算机内存的线路非常简单，一个记忆单元由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组成，只要在有限的芯片上做出更多的电容和电阻，就能造出内存量更大的芯片。因此内存的研究思路十分简单，就是设法在一块芯片上作出更多的电容和电阻。而研制新型的中央处理器CPU，研究思路就要复杂得多，什么样的线路设计才能获得更高的速度？这需要较多的独创和发明。而日本的自上而下长官意志型研究体系，就不适应这种需要较多独创性的科研工作。

　近年来日本的计算机内存制造又受到韩国的严重挑战。韩国也是日本模式，也是自上而下的长官意志型科研体系，所以韩国的产品结构与日本酷似，日本搞什么韩国就搞什么。日本搞汽车、造船、家电、计算机外围硬件，韩国也跟着搞这些。韩国的模式是高价引进日本的生产线，然后凭着韩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在价格上与日本货竞争。现在韩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内存生产国，这并不是因为韩国产内存比日本的技术更新，或韩国货比日货质量更好，而仅仅是由于韩国货更加便宜而已。

　 “重集体轻个人”不仅是日本的问题，也是东亚各国的问题。1990年代初，有人提出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软件工业，因为软件开发几乎不要资金投入，只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就行，正好符合中国资金短缺和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可是到现在为止，中国的软件工业并没有搞出什么成果，除了外国人不搞的中文软件外，中国没有拿出任何独创性的软件产品。中国的文化传统适合搞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科研，比如“两弹一星”，却不适合搞自下而上的独创性科研。尽管软件开发投入少见效快，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也没有一个擅长搞软件开发的，这些国家的工业模式都是日本模式而不是美国模式，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拒绝它们走美国道路。

　随着情报信息产业的兴起，对个人发明性和独创性的要求越来越多，而长官意志型的日本研究开发模式遏制研究人员的发明性和独创性，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此日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呈现下降趋势。现在日本除了在汽车、家电、材料等传统工业方面有一定优势外，在新兴的情报信息工业、生物工程方面，都与美国有相当的差距。日本似乎已成为旧时代的恐龙，越来越难以应付新时代的挑战。

　美国的传统工业是家电和汽车，1950年代末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访美，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在与赫鲁晓夫进行厨房辩论时，曾自豪地说美国的航天技术虽不如苏联，但美国的彩电技术却遥遥领先。可是进入1960年代后，美国的彩电工业受到日本产品的严峻挑战，终于全军覆没。美国的汽车工业也在日本车的竞争下一蹶不振，到1980年代，美国经济似乎已不是日本的对手。如果 1990年代美国的工业体系还是传统的家电和汽车，日本经济超越美国是必然之事。

　但进入1990年代后，美国又新创一门情报信息产业，为美国带来10年的经济繁荣，也为美国重新树立起经济霸主的地位。现在美国和欧洲又在遗传基因技术方面有所突破，21世纪生物工程无疑又是一个新兴产业，而日本在生物工程技术方面，又比美欧落后不少。日本在情报信息产业上与美国竞争，吃了一个大败仗，有人将其比作日本的第二次“战败”。在未来生物工程的竞争中，日本似乎也提前显露出败迹。21世纪的日本还有多少国际竞争力？日本的专家学者为此十分担忧。

　过去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靠的是“官民一体”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主导型经济的优点是：制定明确的战略发展目标，集中人力物力在短时间内达成目标。当年日本政府提出“汽车立国”、“电子立国”等国家战略发展方针，在几十年内把日本建成了汽车和电子大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对于发展传统工业是较为有效的，政府可以计划年产多少万辆汽车的发展计划，却无法计划每年搞出多少个新发明。新兴工业的发展动力在于企业和个人的发明创新，所以并不需要政府为他们制订什么发展计划，相反政府的干预反而是有弊无益。

　日本以前的成功得益于政府主导型经济，现在的困境也来源于政府主导型经济，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过日本经验代表了东亚和东南亚的经验，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印尼也是学习了日本经验，甚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在相当程度受日本经验的影响。现在日本遇到的难题，也会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已经或即将遇到的难题。

　

　当年日本走红的时候，一些亚洲国家也跟着鼓吹西方人应该学习东方的儒学思想，现在已很少听到“东风西渐”的论调了。日本人现在也感到创新意识的重要性，想对现有官僚企业体系进行改革，但由于长年的传统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明显成效的改革，日本人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人身上。为了改变日本人独创性的不足，日本政府去年进行了教育改革，大幅度减少中小学学生的课程和学习内容，试图改变以往填鸭式知识灌输体系，引进欧美的启发引导式教育方式。

　然而不少人也对这种教育改革抱有忧虑。中国古代有“邯郸学步”的寓言（庄子）：一个宋国人到了赵国首都邯郸，看到邯郸人走路的样子很好看，于是开始学邯郸人走路。结果邯郸人的走路方法没学会，又忘了自己以前的走路方法，最后只好爬着回去。一些日本人担心日本教育改革的结果会象“邯郸学步”那样，下一代年轻人没有学会西方人的独创性，却又丢掉了日本人以往勤劳和服从的好传统，高不成低不就，更加糟糕。当然日本教育改革会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尚有待于实践的验证。

　以前人们常说“英国病”，英国人过分重视学术研究，轻视技术应用，国家因此衰落。现在世间又多了一种“日本病”，日本人过分重视技术应用，轻视学术研究，日本会不会也因此而衰落下去？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日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但毕竟已打下雄厚的基础，在5到10年内，日本还能维持目前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如果把欧盟算作一个国家，日本则是第三位）。但10年后、20年后的日本会怎样，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2002年2月5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