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之考证
林思云
中国人对“党”自然是熟悉得不得了,我上学那年第一堂课就是学写“毛主
席”和“共产党”六个大字。如今“主席不知何处去,共党依旧笑春风”,幼
儿园的小朋友也没有不会写“党”字的。
当代中国人说话可谓“党”字不离口,党员、党委、党风、党报、党组织、党
纪国法,,,“党”在中国文化圈里,无疑是一个褒义词。可是追探起“党”
字的本意和来历,不免会让不少中国人大吃一惊:“党”字在古代竟是一个贬
义词,“党人”是“小人”的同义语。
中国古人把“人”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关于君子和小人的问题,孔子、孟
子、朱子等历代“子”辈高人,都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大文豪欧阳修还有一篇
脍炙人口的《党朋论》,故在此对君子和小人就不多罗嗦,只简明介绍一下君
子、小人与“党”的关系。
古人云:“君子重义,小人重利”,有共同利益的小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组
成一个集团,这样的集团就被称为“党”。现代汉语中还残留了一些含有
“党”字古意的词语,比如“死党”、“恶党”、“结党营私”等。因为商人
是重利的,违背了“君子重义”原则,所以在古代中国,商人历来都被认为是
小人,经商牟利也被认为是小人行为。古人以为当官者必须具有君子风范,商
人属于小人类,因此没有政治地位,在朝廷中得不到重用,绝少能当大官。
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党人”事件。汉桓帝时期宦官专权,士大夫官僚遭排挤
不得志,只好聚在一起发牢骚骂时政,当时称之为“清议”。宦官本没有什么
社会地位,成为暴发户后,对那些平时看不起他们,甚至把他们蔑称为“刑余
之人”的士大夫深恶痛绝。宦官向汉桓帝告发士大夫们沆瀣结党,诽谤朝廷,
向全国通令逮捕“党人”,前后共有数千党人被捕。汉桓帝下诏将这些“党
人”革官归里,禁锢终身,不得再做官。连党人的门生、故人、父子兄弟及五
等以内亲属,也遭禁锢不得做官。这就是所谓的“党锢”事件。
宋徽宗时,贪官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蔡京给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
零九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
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被刻入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
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徒。党人的亲朋子弟也受到种种政治迫害。
明神宗时宦官魏忠贤专权,士大夫官僚又遭排挤,他们不免又聚在一起“清
议”,讽议朝政,评人论物。魏忠贤给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周围的失意旧官僚
文人,扣上“东林党”的帽子,搜捕治罪。东林党的著名人物均被迫害致死,
其它东林党人也被列榜,布告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入党
人名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名誉。
上面“党人”、“元祐党”、“东林党”中的“党”均是贬义词。中国古代把
重利轻义的小人集团称为“党”(这里对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的党员先生
们失礼了),所以古代的民间团社没有自己把自己称为“党”的。古时大一些
的团体称“会”,小一些的团体称“社”,比如同乡会、哥老会、会馆、诗
社、画社等,现代汉语也还有一些词沿用“会”和“社”的古意,比如学会,
出版社,通讯社。
那么“党”是什么时候登上大雅之堂的?这还要从辛亥革命说起。最早的革命
组织叫做“同盟会”、“兴华会”等,没有自称为“党”的组织。日本明治维
新后,一切向西洋学习,但那时大部分日本人不通洋文,必须把洋书翻译成日
本人能看懂的汉文。最让翻译头痛的是洋书中一些汉文里没有的固有名词,比
如“citizen”,“parliament”,“party”,只好凭自己的体会创制新词。
洋才和魂的日人翻译本来不甚精通汉文,不知怎么就把“party”翻成了“党”,
于是日本出现了“自由党”、“立宪党”等政治团体。当时清政府的驻日使馆
参赞黄遵宪,还曾经撰文嘲笑日本竟然出现了自称为“党”的组织。
不过黄遵宪的笑声未落,中国也出现自称为“党”的政治组织。辛亥革命的革
命家都是日本出身,用现在的标准判来都属于“哈日族”,日人用什么词,他
们就用什么词。革命家不仅把“总统”、“总理”、“书记”、“干部”等官
名照搬进中国,还把“党”也带进了中国。按照中国传统称法,“党”是贬义
词,应把“国民党”“共产党”称为“国民会”“共产会”才合适。可是革命
党人救国心切,也顾不得日人翻译的汉文是否确切合适,一味囫囵吞枣生搬照
套,于是中国大地上有了“国民党”“共产党”的新词。另外中国古代“会”
的称呼是指民间团体,把政府机关称为“国会”“议会”,也是来自日本的风
尚。
现在中国人似乎已完全接受日人对“党”字的理解,忘记了中国古代“党”字
的旧意。现在我们说的“党员”“党人”,已与古代的“党人”有完全相反的
含义,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语言的发展进程。不过我总觉得把“party”翻译为
“党”,小人味道重一些,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象“同盟会”“九三学社”
之类的称呼,感觉上就要好一些。
现在又有一种新趋势,就是把古代旧意中的“党”改称为“帮”。中国古代
“帮”是暴力团伙的代称,与小人集团“党”的含义有很大不同。可是人们往
往顾不得这些词语规范,在必要时把“党派”改为“帮派”;把“结党营私”
改为“结帮营私”;把应称为“四人党”的称为“四人帮”。
古来中国一直崇尚君子不结党。《论语》说:“君子不党”;《墨子》说“不
偏不党”;《书经》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反无则,王道正直”。朱
子把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人评为君子的典范,赞他们:
“光明正大,踈畅洞达,磊磊落落”。后来皇帝在大殿里也挂上《正大光明》
的匾额,意在声明本帝志在君子,不近小人。
中国古代为什么赞赏“君子不党”呢?因为一个人一旦加入一个集团,就不得
不考虑到集团的利益。一些自己本来不赞成的事,为了维护集团的声誉利益,
只好装聋作哑,甚至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所以一个人一旦加入了党派,他就
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与正直,这自然被崇尚独立正直的君子所不齿,因此中国
古时的君子总是孤家寡人。
然而中国的“君子不党”传统,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孤立的个人君子,
往往敌不过小人的党派组织。中国历史上小人掌权的时间远多于君子掌权的时
间,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小人结党,君子不结党,很容易被小人党派各个击
破。西方传统则是君子小人都结党,再加上选举,小人得志就不那么容易。
中国的政治要想健康发展,无疑呼唤“君子党”的出现。不过由于旧传统根深
蒂固,那些自以为是君子的人往往不合群,自傲不凡,孤芳自赏,做事不与别
人“同流合污”。中国的君子们历来推崇隐士,推崇谦让,不像西方的政客那
样赤裸裸地竞争选票、争夺政权。中国君子的“不结党”原则和“谦让不争”
风尚,自然让那些结党又不谦让的小人处处占便宜,君子和小人斗,基本上都
是君子输。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一直难于健康发展的一个文化传统背景。
最后推荐一篇中国流传甚广的君子文《爱莲说》,体会一下中国古代“君子”
的追求和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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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说》
周敦颐(宋)
【今译】
水陆上草木之花,可爱者甚多,晋代陶渊明就独爱菊花。不过自李唐以来,一
般人都很喜爱牡丹,而我却独爱莲花。我喜欢它出于污泥而不染,在清水中飘
涟又不显妖艳。莲花中空外直而不攀枝伸蔓,从远处品闻莲花的芳味,更觉清
香。莲花在水面上亭亭玉立,只可在远处观赏而不可轻佻地玩弄。
我以为菊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是花中的贵人,莲花则是花中的君子。唉!喜
爱菊花的,陶渊明之后就很少听到了,而喜爱莲花的,除我之外又有几人?至
于喜爱牡丹的,那当然就人数众多了。
【原文】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
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
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渭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唉!菊之
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2002年3月6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