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 回复海壁先生
林思云
海壁先生《社会契约、诚信与忠诚》一文用社会契约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很有新
意,读后很受启发。我同意海壁先生的大部分看法,但仍感到一些地方有意见分
歧,这里特与先生探讨。
我赞成海壁先生把“中国式忠诚”看作是一种社会契约的说法,但中国人的契约
和欧美人的契约在内容上大不相同。海壁先生提到西方国家堕胎是非法行为,子
女单独放在家中无人照料,父母就可能会被剥夺对子女的教养权。海壁先生将此
归因于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的差异所至。海壁先生还对比了胡锦涛和小布什的例
子,得出“这并不是西方人或中国人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的现实”的
结论。
这样看来,我与海壁先生的最大分歧就在于对文化传统与政治体制的看法。中国
的很多社会现象,其根源是因为政治体制?还是因为文化传统?海壁先生认为是
前者,可以说是赞成“体制决定论”者;而我则认为是后者,赞成“文化决定
论”。其实“体制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早在满清末期就有过激烈争论,双
方都有合理的部分,很难说谁说服了谁。海壁先生的论述有很多具说服力的论点
论据,我并不否认海先生视点的合理性,只是试图谈谈自己的不同视点。
现在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确有残酷之嫌,不过中国人杀婴儿的传统可谓久
远。古时没有人工流产技术,很多人生了孩子,出于各种原因(特别是贫穷),
就把孩子淹死或冻死。据我外祖母讲,因为她家较穷、孩子又多,她母亲生下她
后把她放在院子里准备冻死,可是她命大整整哭了一夜不停,后来她母亲感到于
心不忍,才把她抱回来。中国古时溺杀女婴的现象特别多,男人还一夫多妻,但
似乎也没有造成严重的“找对象难”问题。也许那时男人当和尚的多,缓解了一
部分找对象难问题。
以前中国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人强迫父母杀婴,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不
仅父母杀婴不违法,就是成年子女被父母打死也不违法。当时有不少子女因为不
学好,被父母以管教的名义打死。父母打死子女无罪,而子女杀害父母就是罪不
可赦的极大罪过,这与西方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人权一律平等的观念相差甚远。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传统上中国人把孩子看成是父母的一种财
产,既然子女是自己的财产,当然父母就有随意处分的权利。那时中国父母不顾
子女的意愿为他们包办婚姻,也是认为子女属于自己,因此有权干涉子女的一
切。近代中国废除了父母杀子和包办婚姻的权利,但这只是从法律上简单地禁
止,并没有从观念上真正改变子女是自己财产的传统观念。在中国遇到父母为了
管教而痛打子女时,父母并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也不会有西方那样剥夺对
子女教养权的担忧。
不久前看到一则中国的新闻报道:一个老人的子女不赡养他,他就到法院控告其
子女,结果法院判决每个子女每月必须向老人提供若干的生活费。西方是法制社
会,什么事情都要上法庭解决,西方每年都有不少关于子女争分父母遗产的官
司,但我还没有听说过父母控告子女不出钱赡养他的官司。造成中西方的这个差
异,并非制度不同,而是人们的思想方法不同。
老雀辛辛苦苦把小雀喂养大,小雀远走高飞,老雀并没有指望将来自己飞不动
时,小雀会飞回来喂养自己。西方人抚养子女也是同样的心态,没有指望自己的
养儿辛劳日后会有回报。在西方国家建立养老金制度以前,有钱人老后靠积蓄生
活,没钱的就只好到慈善机构的养老院,甚至流落街头。西方国家之所以建立养
老金制度,就是为了让老人在失去劳动力后也能自己养活自己。如果规定子女有
义务赡养老人,就不必搞养老金了。
由于西方人不图养儿的回报,所以西方人养育子女不象中国人那么尽心、那么付
出。而中国人之所以愿意在子女身上下大本钱,也是一种风险投资,指望以后子
女成龙成凤获得丰厚回报。西方有不少年青人发了财,而他们的父母却生活在贫
民窟中,这些年青人并没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中国出现这样的现象,就会
遇到强烈的舆论反弹。
西方人把子女看成与自己同权的人,很少干涉子女的想法和意愿,中国就很不一
样。前一段时间在大陆热播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主角石光荣,与其
说是一个典型共产党员的形象,不如说是一个充满旧思想的传统人物。他在婚姻
上不顾对方的感情一意孤行,在家还霸道地干涉子女的生活意愿,认为自己是一
家之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石光荣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个违反人权应该被谴责的
负面人物,而中国人却对石光荣的形象给予肯定的赞赏。
尽管中共一贯号召人民忠于祖国,孝敬父母,可中国人却变得越来越不忠不孝。这并
不是中共政治专制的结果,而是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思想更加
西化,不仅对忠于祖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对尽孝父母的必要性也产生了怀疑。前述
被杀的回国留美博士生拒绝父亲索取钱财,就是西方思想的潜移默化。
前几天看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请几个老外谈中国,他们的共同感受之一
就是中国人对朋友的感觉与西方大不相同。西方人看来朋友仅仅是十分熟悉的人,并
不会和你同生死共患难,更没有结拜兄弟一说。西方官场的人与人关系是单纯的工作
关系,而中国的官场则充斥着很多结拜兄弟般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除了工作关系
以外,还有“对知遇者报恩”、“对把兄弟仗义”等感情纽带。这些也造成中国官场
比西方官场的运行机制更加复杂、更加难于捉摸。
现在中国大陆的家庭关系越来越疏远,朋友间关系越来越冷淡,都是中国人思想
西化引起的新的社会现象。中国引进西方民主体制只能解决政体的问题,并不能
改变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西方国家的社会道德是由其文化传统所决定,中国人
要想接受西方人的社会价值观念,还有很长的路。近年来中国大陆违背民主人权
理念的专制独裁“清宫戏”大盛不衰,也是中国人思想价值取向的一个旁证。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社会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要多于专制政体的影响。我
们在讨论中国的社会问题时,不应简单地将其归因于中共独裁的结果,不要忘了
背后深远的传统文化背景。
2002年9月19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