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的变迁

　美国对华政策的变迁

林思云

　 19世纪开始，西洋列强争夺殖民地演变成一场国家竞赛。各国列强争先恐后征服海外落后国家，美国也不甘心错过最后一班车，在亚洲夺取了夏威夷和菲律宾。1840年鸦片战争暴露出中国政府的腐败虚弱，此后西洋列强又纷纷来到中国淘金，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半殖民地化。美国也与清政府在 1844年签订了《望厦条约》的不平等条约。

　不过各国列强到中国来的目的却有所不同。英国的国内市场狭小，生产过剩的工业产品需要海外市场推销。因此英国对中国的野心主要是中国的巨大市场，压迫中国政府开放市场通商。俄国领土虽大，但地理位置不好，急于获得温带地区的领土；日本领土狭小，人口压力大，急于扩张领土，因此俄日两国对中国的野心主要是中国的广大国土。美国有地理位置好的广阔国土，又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美国到中国来主要出于“大家都去我也要去”的竞争心理，没有特别直接的政治经济目的。

　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大家共同瓜分中国的“利益”，反对个别列强在中国独吞好处。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主要是由俄国的南下扩张政策引起。美国表面上宣称中立，但私下却支持日本对抗俄国独吞中国满洲地区的企图。美国答应向日本提供巨额战争借款，并为日俄两国调停停战。但美国支持日本的条件是日本战后不独吞满洲的利益，美日双方共同开发满洲。当时日本为了取得美国的支持，答应了美国共同开发满洲的要求。

　不过日俄停战后，日本人又感到后悔：自己付出这么多人力物力的牺牲才得到满洲，美国没有出任何代价，凭什么分沾满洲的利益。所以日本没有兑现与美国共同开发满洲的承诺，自己独吞了满洲的利益，这就为后来的日美开战打下了伏笔。现在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婉惜地说：如果当时日本的政治家不是太短视太贪心，让美国分沾利益共同开发满洲的话，美国就不会那样起劲地反对满洲独立，就很可能会避免日美开战，东亚的历史也要重新写过。

　直到二战爆发前，美国的中国政策也一直以“利益均沾”为主轴。一次大战后的 1922年，在美国的提倡下，西方列强八国（美、英、法、意、比、荷、葡、日）和中国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签订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九国公约》声明签约国共同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作为回报中国保证向签约各国“门户开放”。《九国公约》主要是针对日本的（苏联没有参加华盛顿会议），因为日本是中国的邻国，出于人口过剩、国土狭小与资源贫瘠的自然环境，对中国有天然的领土野心。当然日本也明白西方列强推出《九国公约》的意图，但当时日本政府感到自己的国力尚无力与美国等列强抗衡，所以同意签署了《九国公约》，并把在一次大战中夺得的前德国租地青岛归还中国。

　 1930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国内经济也急剧恶化，日本政府的威信急落，日本军人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本来日本少壮派军人就不赞同日本政府的妥协外交，他们背着日本政府于1931年在满洲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明显违反了保全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公约》，美国感到日本对中国有露骨的领土野心，不符合美国利益均沾的中国政策，两国关系开始恶化。

　美国尽管反对日本的侵华政策，但并没有直接与日本对抗。在1937年开始的中日战争初期，美国只是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并没有直接干预战争，也没有向中国提供武器和战争借款，倒是德国和苏联向中国提供武器和借款。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才开始介入中国战场，中美进入短暂的盟国时代。不过美国并没有把疲弱的中国当作真正的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私下出卖中国的利益换取苏联对日参战。

　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德意日新兴列强垮台，英法老牌列强力尽，美苏两国成为新世界的霸主。二战后不久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加入了苏联反美阵营。所以此后一段时间美国并没有单独的对华政策，而是把中国大陆简单地视为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个成员，从反共的角度出发封锁和遏制中国大陆，保卫台湾的国民党反共政权。

　战后一段时间里苏联的国力迅速崛起，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开发出可以打到美国的远程战略核导弹，首次使美国的国土受到直接的战争威胁。到1970年代，苏联已建成了与美国势均力敌的远程战略导弹系统，使美国人对国家安全感到前所未有的担忧。加之1970年代美国越战失败，日德两国经济的崛起又直逼美国经济，世人都感到美国正走向衰退，同样美国人的信心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很多美国人担心将来美国国力会进一步衰退，靠美国自身的力量已无法遏制苏联的扩张，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苏联。

　此时打“中国牌”遏制苏联，就自然成为美国新全球战略一个重要出发点。1960 年代中苏恶交、兵戎相见后，美国为首的西方感到一些宽慰。但美国人最初并没有想到能够与中国结成“反苏统一战线”，因为当时毛泽东中国的口号是“反帝反修”，既反美又反苏。1970年代后，北京向美国作出不少修好的暗示，比如邀请前美国记者斯诺上天安门参加典礼等，均没有引起美方的注意。直到北京发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样明显的提示，美国才惊喜地发现北京愿意与美国修好联手反苏，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开辟了中美合作的纪元。

　 19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1972尼克松访华后，说中国向美国“一边倒” 有些过分，说中国向美国“半边倒”并不为过。当时北京频频做出与西方交好的姿态，提出放弃意识形态争执，和平相处的口号，制订“对外开放”的亲西方政策。与此同时，北京还频频强调自己是“反苏统一战线”中最坚定的一员，开动宣传机器大搞“反霸权”宣传，声称苏联要称霸全球，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甚至出动军队与苏联的盟国越南交战，直接抗击苏联的扩张。1979年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使两国关系达到高潮，当时美国人戏称中国是没有加入北约的美国第17个盟国。

　在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期间，得到了苏联在经济军事上的大量援助，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飞跃的进步。因此中国对美国也抱有很大期望，以为向美国“半边倒”也可以获得大量经济军事援助，希望美国会大力帮助中国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一些美国人也认为应该武装中国，鼓励中国和苏联直接对抗，等两国精疲力竭后，美国就可以得渔人之利。二战期间美国就用过这样的计策，武装苏联与德国战斗，自己最后收渔人之利。这些人不仅提议美国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器，还建议向中国出售进攻性武器。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很多人以为这是苏联称霸世界的序幕，美国除了直接援助和训练阿富汗义勇军游击队（本拉登就是美国人训练出来的游击队员），还急速与中国接近，打中国牌牵制苏联。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几天后，美国国防部长布郎访问北京，达成了向中国提供“非杀伤性”防御武器的初步协议。1981 年6月黑格国务卿访问北京，达成了向中国提供“杀伤性”进攻武器的初步协议。其具体内容是向中国提供高性能地对空导弹、反坦克导弹、武装直升飞机，并帮助改造中国现有战斗机使其接近苏联战斗机作战水平。

　但是美国政府的“中国牌”政策，遭到保守派和慎重派的强烈反对。保守派以美中两国意识形态相异为由反对武装中国，慎重派则认为中国的政治形势还不稳定和明朗，对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也有疑问，很难保证北京将来的行动会与美国的国益一致。如果贸然把中国武装成一个军事大国，说不定反过来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所以慎重派提出应该再对中国观察几年后再作结论。最后保守派和慎重派的意见占据上风，美国放缓了与中国的军事合作，经济援助也寥寥无几。

　美国的态度让中国十分失望，期望美国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军事现代化的梦想破灭（后来俄国叶利钦向美国一边倒而没有得到什么回报，也让俄国人对美国失望寒心）。此后中国感到跟着美国反苏吃力不讨好，因此提出既不反美、也不反苏，与美苏保持等距离的“均等外交”概念。1982年8月的中共十二大上，正式提出 “独立自主外交”原则，不再提反苏反霸权，开始与苏联修好关系。

　中苏关系紧张主要是中国方面搞起来的，苏联本不愿意和中国搞敌对。现在中国提出均等外交，主动与苏联讲和，苏联当然大喜过望，中苏两国关系迅速缓和。中国均等外交的转向也让美国的保守派和慎重派得到口实：“你看，中国确实是靠不住的。”此后，中美两国的延续了10年的准军事同盟关系瓦解，两国在“一致对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开始冷却，中美的这一轮蜜月期宣告完结。

　 19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国力明显衰退，已越来越无力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加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大缓解了苏联与西方的对立关系，使美国人对苏联威胁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时，另一个威胁又悄悄地出现在美国人面前，这就是“日本威胁”。日本经济在1960年代以后一直超高速发展，1980年代到达经济顶峰，国民总产值一时间达到美国的70％（现在日本的国民总产值又退回到美国的40％）。当时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看好日本，纷纷预测日本将在 2000年以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这些世界格局的变化，导致美国产生了“日本威胁论”，遏制日本威胁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新转折点。这时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又成为美国“中国牌”的另一种打法。在1980年代的一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关系较好，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和人口，日本有先进的技术，美国担心中日两个东亚大国建立盟国关系，形成一个有力量与美国对抗的新实体，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安全。因此阻止和分断中日结盟，利用中国对日本的历史感情，扶持中国牵制日本，又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重点。

　就在此时，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六四后，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孤立中共的势力，但在这种势头中，日本政府却表现出对中共的“宽容”，不仅没有追随西方国家制裁中共，反而提出“不要孤立中国”的异论。日本的做法让美国感到担心，美国怕中共因此对日本产生感激之情，而促使两国走向结盟关系。因此美国在六四发生后不久的1989年7月，就急忙秘派特使到北京安抚中共，放出美国政府对中共制裁主要是应付社会舆论的底牌，不会发展到“最惠国待遇”等实质问题上。

　老布什总统的对中“低姿态”外交，在议会遭到一部分议员的强烈批评，而1989 年8月前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后，透露出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为了与日本保持平衡，美国不应孤立中国，而且有必要与北京保持密切强有力的关系，这是美国在东亚地政学上的战略利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向来是利益高于道义。在维护人权和寻求美国利益的天平上，美国选择了利益一端，用交好北京的“中国牌” 牵制日本。

　进入1990年代，世界格局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美国最大的军事威胁消失；二是日本经济衰退，已无力与美国争夺经济霸权，一切似乎都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可是此时中国却凸显出来，成为一个让美国头疼的国家。当然让美国头疼的国家还有北朝鲜、伊拉克等与美国作对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只是威胁到美国的局部安全，并没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根本性的威胁。

　中国则不一样，一方面中国是人口和资源的超大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经济，甚至有人称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和加入国际竞争，是造成世界经济不振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进步，已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中国本来已经是核大国，近年来又从俄国购入了以前美国怎么也不愿意提供的高性能战斗机、军舰等先进武器，初步具有与美国打一场局部战争的实力。所以近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的论调。

　由于中国政府奉行独立外交，虽然中国仍尽量避免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直接对抗，但还是或多或少地同美国发生一些低强度对抗。1999年美国出兵科索沃时，本来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中国政府却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反对，结果中国的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国使馆被炸也是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一种提醒：在国际事务上不要轻易与美国作对，否则会使中国付出代价。

　以前美国没有把中国当成对手，只是把中国当成手里的一张对付别人的“牌”。而现在中国已不是一张牌了，已经走入美国的牌桌成为与美国对弈的对手。去年美国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与中国军机相撞，也是美国开始把中国当作对手的一个迹象。美国与中国的对弈中，需要各种对付中国的“牌”，其中最大的一张就是台湾牌。美国知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心病，也知道现在中国政府一心发展经济，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出事。所以美国不时有意无意地放出支持台湾独立的风声和暗示，对北京进行牵制，并且必要时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换取北京在其他方面的让步。

　美国另一张对付中国的牌是日本。前年美国把《美日安保条约》的地域扩大到“日本周边”，包括了台湾海峡。这样一旦大陆台湾发生武力冲突，只要美国介入，日本根据《日美安保条约》也自动介入。而日本与中国有世仇，一旦日本介入中国内战，中国就自动把日本提升为主要敌人，减轻美国的压力。美国在战略外交上，一直比对手先行一步。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二次大战前为第一个阶段，这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是“利益均沾”，在中国牟取物质利益；从中苏恶交到1990年代初期为第二个阶段，这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是“中国牌”，利用中国与苏联和日本的矛盾，用中国来牵制苏联或日本；1990年中期以后则为第三个阶段，这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是警惕“中国威胁”，警戒中国的发展，利用台湾和日本牵制中国。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10年到20年内，尚不会成为有实力与美国直接对抗的超大国，因此中美关系在近期内可以维持一个不即不离的相对关系。不过今后中美关系中对抗的成分，会越来越大于合作的成分，这恐怕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向。

　

2002年10月17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