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锦涛亲日谈起
林思云
SARS在中国本土流行以来，日本向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中国政府发言人在公开场合表示了感谢。比如5月17日的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市副市长感谢日本大使馆向北京赠送2万件防护衣的消息。另外5月8日日本向中国提供了相当于2亿多日元的无偿援助物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定期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了“非常感谢”。以前日本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或支援时，中国政府很少在公开场合表示感谢，因此不少日本时事评论家纷纷撰文，认为胡锦涛接任总书记后，中国政府的对日外交开始从“反日”转向“亲日”。
虽然说这些时事评论家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他们还是把中国的政治局势简单化了。比如一些人分析认为∶江泽民在中日战争时代亲身经受过日军侵略的痛苦，而胡锦涛则没有这样的体验，因此江泽民反日，胡锦涛亲日。这样把中国的外交政策定位于国家领导人个人的喜好，以为现在的中共还是象毛泽东时代那样一个人说了算，就大大偏离了中国政治的现实。
自江泽民时代以来，中共就基本上处于所谓“集体领导”状态，这次江泽民退任也说明了他在中共内部并不能形成一个人说了算的绝对权威。六四事件以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遭到很大冲击，当时中共高层感到靠以往共产主义的理念已经无法求取民众的向心力，必须给中共重新树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形象。他们设想给中共塑造一个“爱国政党”的形象，靠爱国主义理念来获得民众的向心力。
在这个前提下，1990年代江泽民时代开始后，中国政府大力进行“忆苦思甜”式的爱国主义宣传，而爱国主义宣传必须有一个反面教员来提醒人民不要忘记过去遭受外国侵略的痛苦，于是中共就选择了日本充当这个反面教员的角色。日本是最后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国家，欠有不少血债，而且日本是战败国，反日宣传不会引起反美反苏宣传那样的国际关系紧张，因此选择日本做反面教员是十分理想的人选。尽管中共搞起反日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但中共向来对日本并无恶感，因为日本从来没有象美国那样借人权等问题批评为难中共，更没有支持海外的华人反政府组织。中国反日宣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他们对党的向心力，并不是真的反感日本。
不过中共塑造“爱国政党”形象的努力并不成功，相反中共的反对派却经常利用爱国牌反打中共，不时使中共处于尴尬境地。由于中共宣扬的爱国主义是公式化脸谱化的爱国主义：凡是对外主战、不妥协的就是爱国；凡是对外主和、妥协的就是卖国。按照这个爱国公式，中共在处理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中美军机相撞事件时，显然采用了主和妥协的方针，自然要被很多爱国者指责为“卖国”。
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共政权因此也获得了新的合法性，不再需要爱国主义来吸引民心了。现在中国流行的是物质万能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中共新近的口号“三个代表”也是突出“利益”二字。在这种国内环境下，反日宣传自然失去了其必要性。在此环境下中共修改对日外交的主题为亲睦友好，不再多提历史问题，这也是形势的必然。中共对日外交方针的变化，应该说是中共高层达成的一个共识，并非来自胡锦涛接班后的个人裁断。
2003年5月20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