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民族性谈中日关系
――中国人的避讳观念与谎言
林思云
为什么想起来谈《从中国的民族性谈中日关系》这个话题？根据我在日本生活的亲身体验，深深感到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在外表上相差不多，有同文同种的亲缘关系。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人生观方面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这里，我把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人生观等这些具有民族特征的东西，简单地称为“民族性”。
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性，日本人也有自己的民族性，而且中日两国的民族性有很大的不同，这在不少情况下可能会引起双方的误会和不理解。近年来，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发生了不少争执，我感到这里面就有由于民族性的差异而引起的相互不理解。
不少日本人批评中国人喜欢说谎话，喜欢夸大事实。客观地讲，中国人说谎话和夸大事实的倾向的确比日本人更多一些。但不少日本人在批评中国人说谎话和夸大事实的时候，却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把中国人说谎话的动机单纯理解为欺骗对方，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少情况下中国人说谎话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族甚至国家，这就是所谓的“爱国谎言”。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说谎的方式来报效国家呢？这要从中国人的儒教世界观说起。
在长期的历史中，中国人一直沉浸在“儒教”的思维体系中。日本在江户时代曾经把朱子的学说作为官学，知识分子都努力钻研儒学。但日本人把孔子、朱子的学说当作一门学问看待，而中国人却把孔子、朱子的学说当作一种宗教来崇拜。所以在中国不称“儒学”，而称“儒教”。 儒教既然是一种宗教，它必然提出一种为人处事的准则和道德。“儒教”思想的核心除了“忠孝礼仁”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就是“避讳”。
查字典可以发现，“讳”的意思是“隐瞒”的意思。“避讳”的意思不是说自己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要隐瞒，而是要为别人隐瞒不光彩的事。《论语》里有个很有名的故事，有人告诉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去告发了。”孔子听后说：“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这样才是真正的正直。”这个故事就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人的“避讳”是怎么一回事。
《春秋》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的记事而编纂的一部鲁国历史书。据《春秋谷梁传》记载，孔子编写《春秋》时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要为伟大的人隐瞒丑事；要为高尚的人隐瞒过错；要为自己的亲属隐瞒毛病”。事实上，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为别人隐瞒就是为了别人而说谎话。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不但不反对我们为了别人而说谎话，而且赞扬和鼓励为了别人说谎话。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人应该尽量隐瞒伟大人物的丑事，应该尽量掩盖高尚人物的过错，这样做才是道德的做法。相反如果我们去揭发伟大人物的丑事，揭露高尚人物的过错，那是非常不道德的。到了现代，中国人又把国家升格为抽象的伟大人物，所以隐瞒国家的丑事，掩盖国家的过错，就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义务。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说谎言，为了保卫国家的威信造假话，是值得赞扬和提倡的做法。
设想这样一个场面，如果一个人讲出一件事情的真相，有可能损害国家的形象，那么这个人应该怎样做？我不敢判断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怎样做，对于中国人来说，10个人中至少有8个人会选择隐瞒真相，其中还可能有人会编造假话来为国家开脱。
欧美国家创造的最重要学问就是“科学”。科学的唯一目的是追求真理，寻求真实。中国没有诞生科学，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避讳文化。在中国人看来，“真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维护伟大人物、国家民族的荣誉。必要的时候，宁可抛弃“真实”来维护伟人和国家的荣誉。欧美国家的历史学者把追求历史真相作为历史研究的责任，而中国的历史学者却把维护国家形象作为历史研究的首要责任。中国学者编写的历史书，出于避讳的原因，总是要隐瞒和修改很多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历史事件，努力为中国树立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国家形象。
为什么要为伟大的人、高尚的人避讳呢？这和中国人独自的世界观有关。与西洋人的平等观念相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主要不是指个人才能的不同，而是指个人道德的不同。传统上，中国人按照道德水平，把人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君子”是“忠孝礼仁”各方面的道德水平都很高的人，很少追求物质利益；而“小人”在“忠孝礼仁”各方面的道德上都很不够，单纯追求物质利益。在君子当中品德更为高尚的人是“贤人”，品德最为高尚就是“伟人”。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中：历史是两个时期的交替循环。出现“乱世”的原因是小人掌权，而出现“治世”的原因是君子掌权。因此，从中国人的世界观来看，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重用君子，远离小人。” 儒教告戒人们：只有依靠伟人贤人管理国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才能避免“乱世”的再现。可是伟人贤人不是“神”，他们也会犯错误。一旦伟人贤人犯了错误，一般民众一定要帮助隐瞒和掩盖贤人的错误，使他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至于受损。
既然为伟人贤人避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威信，那么反过来夸大他们的功绩，提高他们的威信，也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另一种方式。所以“夸大”就成为与“避讳”相互相成的另一个方面。中国人在为伟大人物避讳的同时，也在为伟人夸大功绩，歌功颂德。
在这种避讳和夸大同时存在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的很多事件都很难搞清楚真相。这并不一定是政府有组织地隐瞒实事，而是民众自发地避讳和夸大，造成事件真相的失真。按照西方的新闻工作经验，调查事情的真相要访问当事人。可是这个经验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因为在中国，当事人会出于避讳的考虑，有意夸大或缩小实情。
比如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时，很多支持民主运动的学生和活动家逃到海外。他们这些人都是亲身经历天安门事件的当事人，可他们都在自觉地夸大北京的死亡人数。他们为什么要夸大死亡人数呢？因为他们认为镇压民主运动的北京政府已经不能代表国家了，拯救中国的方法就是推翻北京政府。而他们把天安门事件的死亡人数说得越多，北京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就越不好，这样对推翻北京政府就更加有利。所以他们夸大说：北京有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平民被杀，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
不仅是逃到海外的学生领袖和民主活动家夸大死者人数，中国的普通市民也自觉地加入了夸大事实的“谎言报国”行列。美国电视台的记者就现场拍摄了一个姓萧的普通市民，他亲口对美国记者说：“天安门广场死了几万人。”后来美国播出电视后，中国当局根据电视图象抓捕了这个姓萧的市民，并将他以“造谣罪”入狱。
避讳文化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但现在有不少中国人，包括我自己，感到有必要反省这种避讳文化的弊端。避讳文化不仅在中日关系上造成一些冲突，也与其他国家造成不少麻烦。更重要的是，避讳除了让中国人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以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正面的利益。最典型的谎言灾难是1958年的中国“大跃进”时代，因为各地无限夸大粮食产量，使人们以为粮食多到吃不完的地步，形成对粮食的无节制消费，最后导致大量饿死人。
这次中国的SARS，又再一次显示了中国避讳文化给国家带来的灾害。SARS最初是在广东地区发生的，可是当地官员出于维护国家形象的避讳考虑，尽量隐瞒掩盖SARS真实情况，一些学者也纷纷出来发表讲话，说什么SARS是可以治疗和预防的普通疾病，使中国大陆内地没有尽早做出防范SARS的措施，造成SARS在中国内地的大规模蔓延。因此中国内地的SARS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人灾。
因为中国人从小被教育应该为了伟人和国家避讳说谎，使人感到说谎话并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这就在侧面培养起人们说谎的习惯。有一个最近的例子：一个小学校为了提高老师的福利，就印刷了一些课外辅导资料，让小学生购买，学校和老师赚一点外快。后来有人反映学生负担加重，教育局就派人来学校调查。这时各个班级的老师就告诉学生：“为了维护学校的形象，你们一定不能说学校让你们购买课外辅导资料的事”。结果教育局来调查时，学生都说学校没有让他们购买课外辅导资料，隐瞒掩盖了学校的错误，使学校没有受到批评。
上面举的学校学生说谎的事例中，那些学生并不是为了自己说谎，而是为别人说谎的典型避讳行为。可是老师公开教育引导学生说谎，很容易培养起学生说谎的习惯。说谎的习惯不仅使中国成为一个谎言流行的国家，也使中国成为一个假货盛行的国家。
每个国家的民族性都有正面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我个人认为避讳文化是中国民族性的负面之一，中国人应该反省和改变为了伟人、为了国家避讳、夸大、造假的传统。不过现在中国人也体会到谎言和现代化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近两年中国最流行和最提倡的一个词就是：“诚信”。所谓“诚信”就是做人要诚实，做事要有信用。然而一个人要做到“诚信”，首先要抛弃用说谎的方式来维护国家形象的避讳观念。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讲真话的人，才能是一个真正的“诚信”之人。从目前的各种迹象来看，我认为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正在朝着越来越远离“避讳”的方向发展，“诚信”正在走近我们。
2003年6月28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