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该改变思维方式（一）

　中国人应该改变思维方式（一）

林思云

　引言

　前些日子有幸和日本的网上名人九哥相见，相谈甚为投机。九哥的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说：“中国人不仅需要提升道德水平，还应该改变思维方式”。生活在中国的朋友，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效应，难以体会到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可是在外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应该都有一种体会：和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惯用的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有非常鲜明的独特性。九哥的话让我产生了应该写一点有关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想法。为了叙述方便，我将“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简称为“中华思维”。

　

　一、坏人推论篇

　正在我构思此文的时候，西北大学的同学为我的文章增加了非常好的素材。不久前西北大学的学生为了几个日本留学生演出的下流滑稽小剧而愤然上街游行，抗议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甚至发展到殴打与此事无关的日本人和打砸日人商店。我们不妨从此事出发，分析一下中国人怎样用“中华思维”来思考此事。

　这次西安事件的大致情形是：西北大学外语学院主办的外语文化节上，一个日本外教和三个日本男留学生演出了一出叫做《日本舞》的小短剧，其中三个男留学生上身穿红色胸罩，腹部系一个作生殖器状倒扣纸杯，三个人背上写有“中国”、“日本” 和代表爱情的“心”形图样。

　在日本的朋友都知道，打开日本电视，常有这种男扮女装的低俗滑稽表演，也许日本人比较欣赏这种滑稽表演吧。虽然说中国人不喜欢这样的滑稽表演，但中国人应该能容忍这样的性风俗表演。原因之一，中国文化相对地属于“性开放”一类；原因之二，近十几年中国举国上下已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性宽容。据中国媒体报道，2002年12月，文化部和公安部特别向全国发出通报，要求各级部门严厉打击和取缔脱衣舞表演等色情表演。该通报说：“一段时期以来，在农村集镇……，组织大棚演出团体进行脱衣舞表演的情况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已先后查处了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等……，恶劣的脱衣舞色情淫秽表演案件，当场抓获组织及参与人员211名。”

　由此可见，即使在中国最保守的内地农村，老百姓也接受了脱衣舞等极端开放的色情表演，和伊斯兰教国家的老百姓绝不容忍性风俗表演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日本留学生只是在背上写“日本”而没有写“中国”字样的话，中国大学生大致仅仅嘲笑一番日本人下流低俗，绝不会想起来抗议日本人不遵守中国的风俗习惯，更不会搞到上街游行的地步。

　问题就出在日本留学生身上写的“中国”字样。穿着低俗下流服饰的表演者身上写 “中国”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把日本人往“好”的方面设想，也可以往“坏”的方面设想。往“好”方面想的话，日本留学生可能是好意，想用 “中国”、“日本”和“心”形图样来表示中日友好，只是方式粗俗了一些；而往“坏” 的方面想的话，日本留学生则怀有恶意，想借此表演影射嘲笑中国人下流愚蠢。

　尽管有少数人对日本留学生的行为进行“好意”推测，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对日本留学生进行了“恶意”推测。西北大学的同学一想到日本人借此表演影射嘲笑中国人下流愚蠢，又怎么能容忍呢？因此引爆反日大游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件事表现出中国人“中华思维”的特点之一：用口语说是“把人往坏的方面想”，用学术一点的话则是“坏人推论”。

　中国人似乎并不相信人会有天然的好心和善意，因此在中国你不管干什么好事，别人也会认为你背后隐藏有坏的动机。有传闻说：一个人跳下河去救人，旁人嘲笑说： “那个哥们是想入党了吧”，这就是“坏人推论”的典型表现。中国朋友大约都有被别人“坏人推论”的经历，这里讲一件我本人的经历。

　前几年我所在的公司新来一个中国人A氏，恰好和我在一个办公室。不少日本人在吃完午饭后，喜欢买一点饮料或冷饮吃。那天A氏买了一个纸盒包装的乳酸饮料，我看到A氏的喝饮料方法，不禁大吃一惊。这种纸盒包装的乳酸饮料附有一根吸管，盒顶上预留一个插吸管的插孔，只要将吸管从那里插入，很容易饮用。可是A氏却把纸盒顶端全部撕开，然后把吸管放在里面喝。显然A氏以前很少喝这种纸盒装饮料，才会发生这种错误。

　我赶紧和A氏说：“这种饮料不是这样喝的。纸盒上面有个小孔，你把吸管从那里插进去就行。”我只不过是想告诉A氏正确的喝饮料方法，A氏的反映却让我心里一颤：他以羞恼和愤怒的眼光，狠狠盯了我一眼说：“我从来就是这样的喝法，这样喝更方便。”不过为了证明他的说法，A氏从此改买铝盒易拉罐或塑料瓶饮料，再没有看见他喝过纸盒包装饮料。

　我后来反思此事，大概是A氏认为我指出他错误的喝饮料方法，是想在众人面前给他羞辱难堪。当然A氏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不能排除我恶意在众人面前羞辱他的嫌疑。但他也应该想一想，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我只是好心告诉他正确的喝饮料方法，并没有恶意。况且我和他刚认识无怨无仇，为什么会想到要羞辱他呢？可是A氏完全没有把我往好的方面想，而是对我进行坏人推论，判定我有意当众羞辱他。从此A氏对我耿耿于怀，我们两人关系一直无法搞好。

　鲁迅在小说《孔已己》中有这样的描述：“外面的短衣主顾……，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自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掺水也很为难。”这段描述反映出中国顾客对商店的“坏人推论”心理：认为店家一定是不诚实的，一有机会就要往酒里掺水，所以才要盯紧店家的手脚。

　不仅中国的顾客对商店进行坏人推论，中国的商店也对顾客进行坏人推论。鲁迅在另外一篇杂文（《无题１》、热风）中，叙述了他在一家商店买三明治时，店家用手掌罩紧放三明治的盒子，严防鲁迅乘乱偷窃的情景。鲁迅感慨道：“这明明是给我的一个侮辱！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因为我不能保证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

　以上的例子可见中华思维方式中的“坏人推论”思考方式：遇到一个陌生人，首先假设他是一个坏人，假设他有犯罪的动机，假设他对自己怀有恶意，所以我们要采取谨慎的对策和周密的防范，严防自己吃亏或受害。有人把中华思维方式中的“坏人推论”总结为一句格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从小就被父母谆谆教导，千万不可太相信别人；好朋友也往往会给我们忠告和提醒：“你对某某人要提防一点”。

　到日本后，最让我感到意外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被别人轻易地信任了。前不久我去入国管理局办签证延期手续，交材料时入管局的办事员说我的材料中缺少“源泉征收票”（相当于纳税证明书），这可是办签证延期必不可少的材料。我赶紧说：“源泉征收票我忘在家里了，我现在就回家去取。”可是对方却说：“你今年的收入和去年有很大变化吗？”我说：“没有”。对方没有再向我要“源泉征收票”就给我办了签证延期。

　当时我感到十分诧异：日本人怎么这样轻易相信我没有说谎？中国常说“空口无凭”，为什么在这里“空口"说的话也被人相信了？当然在外国被别人轻易相信的事情，不仅我一个人遇到，很多朋友都有相似的遭遇。中国人来到外国，最深的体会之一就是在为人处事方面，外国人比中国人好打交道。外国人比中国人单纯，没有防人之心，他们会轻易相信你讲的话。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不同，他们用“好人推论”，而不是“坏人推论”来待人接物。

　中国人独特的“坏人推论”中华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人之间很难相处。中国人在内心中处处提防，使人和人之间在心理上树起一道高墙，划出一条鸿沟，拉开一段距离。很多人批评中国人不团结，“窝里斗”，这其实就是坏人推论的心理在作祟。试想：一个把别人都假设成坏人的人群，自然要相互设防，相互猜忌，怎么会团结一致呢？还有很多人批评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花费时间精力太多，可是有了“坏人推论”的中华思维，中国人假设周围的人都在谋划着算计自己，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精力来分析判断自己周围之人的一言一行，生怕自己被他们“算计”了。

　外国人常常批评中国人虚伪不诚实，爱说大话空话。据说有位美国教授在中国某大学教英语，某天给学生们出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上这所大学？"收来答卷后一看，全班二十多名学生的回答居然完全一致："为社会做贡献"。这位美国教授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其实中国人这样的答非所问、口是心非，内心深层的想法也是为了提防别人，说一些别人抓不到把柄的大话空话，提防用心不良之人乘机陷害。

　 “坏人推论”的心理，不但导致中国人不信任“人”，甚至导致中国人连“神”都不信任。中国人敬拜神的心理，和西方人参加生命保险的心理相似。中国人对神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就是说：如果神不存在，相信了也没有害处；但是如果神真的存在，我们不敬或怠慢了神的话，就可能会引起神的生气和报复。到庙里烧香磕头的中国人，大致都抱着这种“保平安”的生命保险心理，虔诚信任神的人很少。

　据说每年12月23日，灶神爷要回到天宫汇报每家每户的行为。于是人们就在灶神像前摆上供桌，供上粘乎乎的麦芽糖稀。传说灶神爷吃了粘粘的糖稀，他上天后“嘴甜”，就会多说几句好话甜话，而到要说“坏话”时嘴就被糖粘住，张不开嘴。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神”也进行坏人推论，对神也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以为不这样做神就要说自己的坏话。

　中华思维的“坏人推论”，还影响到中国的法律制定。西方国家的司法精神是“好人推论”或“无罪推论”：一个人不能证明其有罪，该人就是好人。宁可放过一千个坏人，也不能错杀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司法精神是“坏人推论”或“有罪推论”：一个人不能证明其无罪，该人就是坏人。宁可错杀一千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以前中国法庭的做法是：把被告带到大厅上，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一顿，给被告一个所谓的“下马威”。法官先假定被告是“刁民”，不打一顿就不会讲实话。然后再由被告为自己辩护，陈述冤屈，当然被告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不能请人为自己辩护。只要被告有犯罪嫌疑，而被告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时，那就要判罪。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给当时清政府强加了一个涉外法权的“领事裁判权”。中国政府不能审判外国犯人，必须由外国领事审判。其实西方的“领事裁判权”未必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中国和西方的司法精神完全不同，按照中国法庭的“有罪推论” 判刑，不知道会多少西方人要冤死在中国。不管古时还是现代，中国总是有数不清的冤案，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冤狱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冤案这么多，其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人的坏人推论思维方式，因为一个人只要有犯罪嫌疑，就被推论为坏人，就要被处刑。

　现在电视台经常播放破案的公安剧，从中也可以看到坏人推论思维方式的痕迹：公安抓来嫌疑犯，犯人问：“为什么抓我？”公安回答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么多人，人家为什么不告别人，偏偏告你呢？”嫌疑犯听此话后即无言可答，因为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这种办案方式就是典型的坏人推论思维，只要有人告发，不管有没有证据，都可以抓人。宁可错抓一千个好人，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中国人的坏人推论思维方式，对于个人，似乎是有益无害的，因为把别人往坏的方面想，多做一些提防，大致是不容易吃亏的。可是坏人推论对于国家民族，却绝对是有害无益的。不少人称赞日本人团结，抱团儿，我现在明白日本人之所以团结的深层原因在于日本没有“坏人推论”的思维方式，日本人把对方往“好”的方面设想，这就少了很多相互猜忌和相互设防，自然容易搞好团结。中国人要想改变“窝里斗”的恶习，不改变“坏人推论”的思维方式是不行的。

　

2003年11月24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