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该改变思维方式（四）

　中国人应该改变思维方式（四）

林思云

　四、内外有别篇

　中国有句成语“内外有别”，其含义是：对自己人和对外人给予不同的待遇，要给自己人特别的优待和关照。外国人听了此话有点愤愤不平：“难怪中国的宾馆风景点对外国人和中国人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中国人对自己人和外人区别对待，这不是搞民族歧视吗？”内外有别这个词直接翻译成外文，字面上确有歧视外人的意思，但“内外有别”的真正含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为了解释“内外有别”的内涵，还少不了举例说明。不妨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上大学时在食堂吃饭，那时学生食堂卖饭的光景是：学生递上饭碗和菜盆，售饭员用一个大勺往碗里盛饭装菜，盛装多少完全由售饭员掌握，这就是售饭员的一点小小的权力。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的亲戚是食堂的售饭员，他每次去亲戚的那个窗口买饭，买来的饭菜总要比我们多出一倍。那个同学的饭菜每次多得吃不了，我们和他一起吃饭时，还能分食到一些饭菜，中国人把这叫做“有福同享”。一些同学甚至还把自己的饭盆交给那位同学，请他到亲戚的窗口，为自己也打一份超分量的饭菜。

　西方人看来，售饭员对自己的亲戚多给饭菜，显然违背了道德良心，更有违公平。不过中国人不这么看，中国人认为“公平”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对“朋友”是一个标准，对“外人”又是一个标准。西方人把“公平”极端到“对朋友和对敌人一样公平”的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反而不公平。如果对朋友的待遇和外人一样，那么朋友和一般人还有什么区别呢？

　毛泽东时代中国市面上商品十分短缺，当时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常用语“走后门”。到肉店去买肉，卖肉的遇到熟人就切瘦肉嫩肉，遇到生人就切肥肉老肉；去电影院看电影，卖票的遇到熟人就给中间座位，遇到生人就给边角座位……。几乎每一个有一点权力的人，都要滥用自己的职权搞“走后门”。现在商品丰富了，以往那样露骨的“走后门”事件减少了，但是各种变相的走后门现象依旧存在。

　有人把走后门现象简单归因于“以权谋私”，认为搞“走后门”不正之风的人是因为个人品德不好。但是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按照现在流行的换位思考概念，我们不妨假设自己是一个卖肉的，遇到了朋友和熟人，也和陌生人一样对待，也给他切一块老肥肉，结果会怎么样？几乎可以肯定，你这样做一定会把亲戚朋友都得罪光了。朋友愤愤地说：“我专门大老远跑去找他买肉，他居然给我切一块和别人一样的老肥肉，这小子太不够朋友了。”亲戚更是找上门来：“我一直对你那么好，你就好意思给我这样的肉？”

　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做事方法，在中国不但不会得到做事“公正”的赞扬，反而要到处得罪人，到处挨骂。前些时候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一家超级市场打工，有在赏味期限快到期的生鲜食品上贴“半价”标签低价处理的小权力。于是一些留学生朋友就来找他，请他在自己要买的食品上贴上 “半价”标签，这样可以节省一半钱。由于日本店员没有给自己熟人贴“半价” 标签特别关照的习惯，经过一段时间，该留学生也感到不好意思，拒绝了朋友的贴“半价”标签要求，结果自然是得罪了朋友，断了交情。

　中国人把人际关系称为“圈子”，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称呼。中国人以自己为圆心，把自己周围的人按照亲疏远近来画“圈子”：最里面一圈是父母兄弟姐妹等亲人，稍外一圈是亲朋好友等友人，再外一圈是邻居同事等熟人，最外一圈就是素不相识的外人。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要遵循“先里后外”的顺序，按照远近亲疏的不同关系，给予不同分量的砝码。西方人崇尚人权，人权也就是人们相互平等对待。可是西方的人权观念到了中国就变了滋味，中国人并不主张人人绝对平等，而是主张相对平等，比如对亲人给予九分关照，好友给予七分关照，一般朋友给予五分关照，熟人给予三分关照，这样就“摆平关系”了。如果一个中国人违背了“内外有别”的原则，对亲朋好友与陌生人一视同仁对待，没有 “摆平”人际关系，就要遭到众叛亲离的悲惨下场。

　在西方人的概念中，朋友不过是可以谈得来、玩得来的伙伴而已。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做生意输了钱，不指望会有朋友站出来慷慨地借钱帮他还债；一个人犯了罪，也不指望会有朋友站出来仗义帮他作伪证开脱。但是在中国，这些都是可能的，这也是中国人把“朋友”看得那么重要的原因。朋友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朋友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朋友概念，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在中国，一个人可以看着一个陌生人因为无钱看病死在自己身边而无动于衷，可是同样一个人，为了帮助朋友看病却舍得拿出毕生的积蓄。尽管这是一个“内外有别”的极端例子，但在中国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子，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个机会，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有一句座右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中国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或者朋友太少，那真是寸步难行。

　刚才说了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子的好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一个朋友也可能会增添一份烦恼。来自朋友的烦恼之一就是借东西，中国人讲究朋友之间不分你我，借东西成为理所当然。以前借缝纫机、自行车，后来借录音机、照像机，现在则发展到借汽车了。中国有不少人考取了驾驶执照却没有车，于是就向有车的朋友借车。可是借汽车不像借自行车，万一路上出了事故，巨额的修理和赔偿费用由谁负责呢？然而借车者不管这些。不久前一个朋友赵某买了一部车，买车的喜悦很快被络绎不绝前来借车的朋友带来的烦恼所代替。一次一位好友借车数日，前往外省的亲戚家游玩，等回来一看，车身多处被擦出明显的伤痕不说，一看里程表竟然已跑了数千公里，赵某感到有苦难言。日后又发现汽车的机器出了毛病，修车花去几千元，从此赵某痛下决心：今后不管是谁，再不借车。此后赵某的朋友减少了不少，不过烦恼也少了很多。

　来自朋友的另一种经常发生的烦恼就是借钱。朋友前来借钱，少则几十几百，多则几千几万，你要是不借，多少年的朋友就得罪了，多少年的友谊也就一笔勾销。外国时而也有问朋友借钱的事，但外国人认为向朋友借钱是自己理亏，朋友不借给自己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中国人却认为向朋友借钱理所当然，借钱的人有理，你不借给他反而理亏。中国人在拒绝朋友的借钱要求时，良心上会有一种对不起朋友的歉意，所以要再三道歉，还要找出或装出各种各样的无法借钱的理由。中国人把这称为“人情债”。

　尽管借物借钱是来自朋友的麻烦之一，但来自朋友的最常见的烦恼还是“闲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正当你准备干一件要紧事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朋友来了。朋友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来找你聊聊天。这时你不得不放下手头的重要工作，陪朋友聊天。你表面上倒茶递烟很热情，心里却盼着朋友早点走，等到朋友起身准备走的时候，你还要假装客气地说：“再多坐一会吧。”遇到“不识相”的朋友，真的再坐下来聊一会儿，你又得心里干着急一段时间。

　现在中国的电话比较普及了，可是很少有人打电话和你预约聊天的时间，让你事先有个安排准备。突如其来的拜访会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会不会影响别人的工作休息？中国人不考虑这些问题。中国人认为朋友第一，不管有什么事，朋友来了就要让位，否则就是不够朋友，不够意思。如果突然到访的朋友来了，你对他说：“我现在有事，请你改日再来。”，那么肯定就要得罪这个朋友了。有时候为了“打发”朋友，往往不得不编造假话：“我舅妈生病住院了，我马上要去探望，恕不能奉陪。”

　外国人看来时间就是金钱，中国人却以为时间是用来“消磨”的。所以中国人认为去朋友家聊天，是帮助朋友消磨打发时光，这也应该算是帮朋友的忙。远古的农业社会，用闲聊来帮朋友打发时间还说得过去，生活节奏紧张的现代社会中，遇到未经预约前来闲聊的朋友，真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难怪鲁迅说：“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

　 “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思维方式，是中式思维的一个很大特点。不能否认这种思维方式有好的一面，但不好的一面更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其负面的危害远远大于其正面的影响。最大的问题就是按照“内外有别”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使中国很难实现西方那样人人平等的“公平”社会。我们每个人不是平等地对待自己周围的人，而是根据其亲疏远近关系来区别对待，这样的社会又怎么会有公平和公正？

　外国人待人接物，是根据做事的原则，而不是根据远近亲疏的人情关系。如果美国老板优先录用了一个陌生人，忽视了一位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中国人会觉得美国人太没有人情了。中国人只要有一点小权，就会在自己的职权之内，根据人际圈子的里外顺序，对亲戚朋友给予不同的关照。你违反了这个规则，手中有权却不帮亲戚朋友做事，就要得罪很多人，遭遇很多麻烦。

　我有个朋友在中国开了一家民营公司，最让他头疼的事情就是那些失业下岗的亲戚朋友，纷纷来找他解决工作问题。该朋友对我说：“你跟他们（那些来找工作的亲戚朋友）说，我是民营公司，是自负盈亏的，他们根本不理会，他们认为我帮助朋友亏损一点也是应该的，不是说朋友之间有福同享吗？”该朋友由于没有接纳他的亲友进公司工作，结果得罪了一大批人，最后连他的亲弟弟也和他闹翻了。原来他只给亲弟弟在公司里安排做一个普通职工，而他弟弟认为他们之间是兄弟骨肉关系，至少应该给他安排一个高级管理职位。该朋友拒绝弟弟的要求后，两人就反目成仇了。

　西方人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靠法律解决问题；中国人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亲友，靠朋友解决问题。中国历史上总是克服不了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其深层的文化背景也牵涉到“内外有别”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以权谋私现象是因为中国人特别贪图物质利益，这倒也未必。很多情况下，以权谋私并不是在受贿或贪污等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发生的，而单纯是为了朋友，为了人情而徇私。这里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

　一次在北京乘飞机，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他在北京机场工作的一个好友王某。王某和我初次见面，却十分热情（当然是看在介绍我的朋友的面子上）。北京机场排队检票托运行李的时间是漫长的，而王某通过他的关系让我从优先通道直接进去，免去了排队等候之苦；他又通过关系把我安排到头等舱，这是我唯一一次用经济舱的机票坐头等舱。当我舒服地坐在波音747客机二层宽敞的头等舱座椅上时，不由自主地感谢王某“够朋友”。王某为我做的这一切显然是以权谋私，但我并没有送他任何东西，也没有给他任何许诺，张某给我特别关照并不是谋求物质上的好处，只是出于“对得起朋友的托付”的人情考虑。

　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官不能公正处理案件，是人们最大不满之一。很多人以为法官接受了金钱贿赂而“贪赃枉法”，其实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很多情况下法官的枉法是出于人情的考虑，而不是因为接受了钱财的贿赂。《水浒传》里有一个典型 "人情枉法"故事：宋江的情人阎婆惜发现宋江与晁盖等江湖大盗有来往时，宋江为了灭口杀了阎婆惜，而卖糟腌的唐牛儿误被当作犯人绑到县衙。浑城县知县与宋江私交甚好，他明知唐牛儿是冤枉的，但为了开脱宋江，就拿唐牛儿为宋江顶罪，刺配五百里外。书中的浑城县知县并不是贪官，宋江也没有对他进行贿赂。该知县之所以在宋江案件上不公正执法，不是出于贪赃枉法的物质贪欲，而是出于"救朋友"的人情义气。

　人们常说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制”，这也体现出中国人“内外有别”的中式思维。中国人习惯根据与自己的亲疏远近关系来区别待人，所以中国人在执法时也不免出现“内外有别”的因人废法现象。法官遇到朋友来说情怎么办？不理会朋友的情面公正执法的话，显然会得罪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法官，你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而得罪好朋友，还是为了顾及好朋友的情面而偏袒罪犯？中国人往往会选择后者。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人情，其次才考虑法律的公正， “人情”高于“法律”，当然就会出现“人治”高于“法制”的现象。

　另外中国的朋友还有一个问题：朋友很容易骤然转变成仇人。中国经常听到有人恨恨地说：“某某真没良心！我以前对他那么好，他现在居然这样对我。”我们在做事时，没有摆平朋友之间的关系，没有周全朋友的情面，就很容易得罪朋友，而在中国得罪了人往往是要遭到报复的。朋友不成就成仇人，这也是中国人要特别慎重处理人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人不仅在政治上法律上有人人平等的原则，在经济上也有“在金钱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西方人做买卖是生人熟人一个价，谁出的钱多，就给谁更好的服务。而中国在经济上也讲究人情第一，中国人做买卖时生人和熟人价格就不一样，往往是熟人比生人付出的钱少，却能得到更好的服务。在西方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到了中国就加入了很多“人情”色彩：既讲金钱，又讲人情；既依靠市场，又依靠关系；既提倡顾客第一，又不忘朋友至上……。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西方人在社会上寻找公平，追求平等。我们看到西方人提出的要求多半与平等有关：妇女争平等选举权，残废人争平等工作权，爱滋病人争平等入境权，同性恋者争平等结婚权……。中国人则是在社会上寻找关系，追求特殊待遇。博士生要求优先解决户口的特殊待遇，海外归来的留学生要求优先解决职称的特殊待遇，本地人要求优先被雇佣的特殊待遇……。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取平等的运动，中国人非常习惯对每个人分别给予不同的区别待遇。

　今天不少人提出在中国推广“人权”，却较少有人提出在中国推广平等。其实人权的前提就是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自然就会尊重人权，而在人人不平等的社会中只能产生特权，不可能产生人权。然而要想在中国推广“平等”，第一个难关就是中国人“内外有别”的中式思维方式。因此我认为应该在中国提出一个口号：“生人和熟人一视同仁，朋友和陌路一律平等。”

　

2003年12月14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