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柔性的新外交

　中国需要柔性的新外交

林思云

　 2004年3月24日，7位被称为“中国民间保钓志愿者”的中国人，躲过日本军舰的拦截，登上了争议中的钓鱼岛，结果日本出动警察，将7位保钓人士以“非法入境罪”的罪名逮捕。刚开始日方的态度似乎比较强硬，召唤中国驻日本大使抗议中国人登上钓鱼岛一事，日本警察还准备将这7位中国人送交检察厅调查他们的“损坏器物罪”（烧砸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上修建的灯台和微型神社）。

　第二天中国政府对日本出动警察抓人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北京日本大使馆前也出现了烧日本国旗的过激民间抗议。此后日方的态度明显软化，小泉首相亲自干预此事，命令警察当天放人。小泉在3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处理这个问题时要以大局为重，尽量不要对日中关系带来坏的影响”。冲绳县警察局本来预定在3月26日将7位保钓人士送交检察厅审查，可是风向突变，上面传来消息：7名中国人不送检查厅了，直接送交入国管理局遣送回国。警察方面对此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应该依法办事，反对政府用行政干预司法的“权大于法”做法。

　按照日本的法律程序，对于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偷渡入境者等），警察只有在确认该外国人没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将该人送交入国管理局遣送出国，否则就要先把外国人送交检察厅审理调查。而这次警察局将7名中国人送到入国管理局时，却没有出具他们没有犯罪的证明，这种违反法律程序的做法也让入国管理局不满。在新闻发布会上冲绳县警察局长说，把7名中国人直接送交入国管理局是基于“综合的判断”。所谓“综合的判断”，其实就是基于政治的考虑，而不是法律的程序。3月26日，7名保钓人士被移送入国管理局冲绳支局，3个小时后就被急急送上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不过7位保钓人士的回国机票是由中国领事馆出的钱。

　每个国家都有一批急进的爱国人士，中国有民间组织“保钓联合会”，日本也同样有民间的保钓组织“日本青年社”。日本青年社的成员不时登上钓鱼岛，1978年在钓鱼岛上修建了灯台，2003年8月还上岛对灯台进行了维修，修建了微型神社。得知中国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后，日本青年社的15人紧急出动，25日从东京飞到靠近钓鱼岛的石恒岛机场，准备3月26日登岛查看他们修建的灯台和神社被破坏的情况。可是就在他们准备出海时，他们的船却被警察命令禁止出海。

　中国的民间保钓似乎也遇到同样的遭遇。在3月24日7名中国保钓人士被日本警察逮捕后，中国保钓联合会曾宣布要在3月28日再次派人前往钓鱼岛，但该组织于3月27日突然宣布终止28日的登岛行动。尽管他们对外宣布的理由是“台湾大选造成的紧张局势和恶劣天气”，可是大家心里都明白中国政府对他们施加了压力。7位保钓人士回国后，不但没有按照惯例召开记者招待会什么的，反而如同泥牛入海，再也听不到消息了。这显然也是中国政府有意低调处理，尽量不把事态扩大。

　虽然中日两国政府都动用行政手段压制不听政府指挥的民间保钓组织，但是中日两国的保钓组织在民间的威望，却有天壤之别。在日本很少有人知道日本青年社这个“保钓”组织，极少有人支持和关心他们的爱国行动，更没有什么人把他们视为爱国的勇士或英雄。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保钓组织在民间的威望颇高，新闻媒体更是把他们描写为“7勇士”，赞扬为爱国英雄。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施压，7位保钓人士势必受到声势浩大的热烈欢迎，掀起一股新的反日爱国风潮。

　为什么同样是保卫国家领土的爱国行动，日本的爱国者在国内没有多少人气，而中国的爱国者在国内却是人气鼎沸？除了少数日本极右人士指责小泉首相对中国“弱腰”外，大部分日本人并不赞成日本青年社那样引起国际争端的极端做法，所以他们在日本国内得到的支持很少。而中国保钓人士的极端做法，却在国内引起热烈的巨大反响，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其中的原因。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唯我独尊的天朝帝国，使中国人培养起一种“天朝心态”，没有与周边国家平等谈判的习惯。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机构中从来没有“外交部”这么一个机构， “外交部”是近代效仿西方国家搞出来的。尽管中国在形式上有了外交部，但在心理上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西方文化中的“外交”概念。很多人认为外交就是不用枪炮的斗争，认为和平谈判的谈判桌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认为外交和打仗一样也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中方代表一旦在谈判桌上作出妥协退让，就会被爱国民众指责为“卖国”。

　西方文化中的“外交”概念，是为了与他国和平友好地相处，因此一旦两国关系不好了，就要断绝外交关系。国家间相处和朋友间的相处一样，难免出现一些摩擦和矛盾，这时双方就要本着互谅互让的心态，各自做出妥协和让步，才能解决纠纷，把友好关系维持下去。如果一个人只要求对方让步，而自己丝毫不让，这样怎么能友好相处呢？同样一个国家如果对待外国寸步不让，在国际上也难于结盟交友。西方国家提倡用“外交”方式处理问题，就是用互谅互让，各自退让一步的方式处理国家间的纠纷。

　外交的中核是“和平谈判”，而在和平谈判中，我们不应该指望赢得100％，双方都必须做出妥协和让步，让对手不至于全盘皆输，才能取得谈判的成功。如果指望赢得100％，只能通过战争，才能让对手无条件投降。谈判桌上赢得50％就是及格，赢得60％就是成功，赢得70％以上就是大胜。中国人似乎不很理解这种出于外交目的的让步和妥协，以为对外抗争就是爱国，对外妥协就是卖国，爱国者的形象就是对外寸步不让，寸土必争，电影电视里的爱国者都是对外国人铁青一张脸，愤怒一双眼，更何况做出什么妥协让步呢。

　由于在和平谈判中，中方总要做出一定的妥协退让，总要出卖一定的“国家利益”才能换来谈判的成功，所以和平谈判的人总难逃“出卖国家利益”的罪责。按照中国人公式化的爱国思维，主张战争解决问题的人都无条件地成为爱国者，而主张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的人，总是被划入卖国者的阵营。爱国者们宁可打仗，也不容忍用对外妥协让步的方式来换取和平。以前中国有个“宁左勿右”的座右铭，左倾过头了没有关系，右倾了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可是历史却证明“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右”的危害。同样在对外关系上也有一个“宁爱勿卖”的座右铭，爱国过头了没有关系，一旦有了卖国嫌疑，那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在钓鱼岛的领土纷争上，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要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既然是和平谈判，中方一定要考虑在什么地方作出让步。目前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并非特别有利，这种情况下与日本谈判钓鱼岛问题，中方不可能指望无条件地收回钓鱼岛的主权，最多提出一个钓鱼岛共同使用，共同开发的方案。周恩来、邓小平等提出暂时搁置钓鱼岛的领土争执，让子孙后代去解决，也就是想等到将来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的时机，再进行谈判，这无疑是一个高招。不知道保钓的爱国人士不理解中国政府这个战略意图，还是有意向中共发难，非要逼中国政府因钓鱼岛问题而与日本翻脸，这实在是不懂外交方略的愚行。

　中国人经常被形容为一盘散砂，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特别缺乏合作精神。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合作精神，我看可能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怕吃亏”的心理作怪。在中国开车的朋友都知道，中国街道上开车的人大都是见缝插针向前挤，谁都不肯退让一步，总觉得自己一旦让步就吃亏了；同样乘公共汽车时争抢座位的人，也是怕坐不到座位就吃亏了。这样一点亏也不能吃的性格，难于互谅互让，所以很难搞好合作。中国人在自己人之间都搞不好合作，当然不难推测中国人不善于和外国建立合作关系。中国不能对外国互谅互让，恐怕也有出于这种“怕吃亏”的心理，总是怕让外国沾了便宜，怕中国吃了亏。

　不少中国人还有一种看法，把外国对中国的外交退让，视为外国“害怕”中国的表现。他们认为外国对中国做出的外交退让，都是中国坚持强硬态度的结果。认为中国只要再强硬一点，对方就会害怕中国，就会退让更多。这次日本在钓鱼岛上抓人，已经对中国占了上风，所以日本在中国政府提出立即无条件放人的要求后，按照中国的要求立即放人，让中国也赢了一部分。这是日本在赢得60%的情况下，把40%留给中国的外交妥协策略。如果把日本应中国政府立即放人的要求，看成是因为日本“害怕”了中国，那就错了。

　在中国的现实中，主张与外国对抗，主张与外国战争的人，总能赢得爱国的声誉；而主张与外国友好，主张与外国和平的人，都难免背一个“汉奸”的骂名。现在主张中美友好、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大致逃不出汉奸的黑名单。爱国者们似乎坚信“中美友好”或“中日友好”，一定是对中国有害的。大批爱国者对国家的“纯爱”，使中国的外交陷入十分僵硬而无柔软性的地步，民间爱国情绪对外交造成的压力太大，在中国搞外交的人真是太难了。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需要建立新型的柔性外交。这里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改变中国人的天朝大国心态，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光荣的孤立”，从不与其他国家搞外交，所以中国人没有树立妥协退让的外交思维。现在中国已不是天朝大国了，中国在世界上需要盟国和友邦，需要与其他国家友好相处，这时就应该把柔性的外交，即互谅互让，合理妥协退让，适当“出卖国家利益”，理解为必须的外交方策。我们不要狭窄地理解国家利益，应该改变“寸步不让”的僵硬爱国思维方式，建立具有退让妥协余地的新型柔性外交，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来说，似乎不是一件坏事。

　

2004年3月31日写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