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对“功过”的认识不同----答复海壁先生
林思云
海壁先生对拙文《再谈中国人的性格不适合搞民主体制》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看法，认为“中
国人最善于妥协，因而最适合搞民主制”。以前与海壁先生在诚信与忠诚等问题有过不少交流，
对海壁先生的独到思路和精辟看法，深感佩服。这次海先生又从同一个事实中，提出另外一
个完全不同的诠释，很是精彩。因此在这里再谈一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海先生提到中国人善于妥协，不积极追溯过去的犯罪，这点我完全同意。海先生例举了德国
追溯前东德边防警卫开枪射杀偷越柏林墙人士的罪行，台湾却没有追溯国民党独裁时代的罪
行，比如二二八事件，原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为等，这些事确实反映出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
的办事特点。不过我认为在这些事情的背后，还反映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罪”这个基本问
题上，存在很大的“认识差异”。
西方文化的特点是“罪”的文化，西方人认为人生来就是肮脏有罪的，每个人都带有先天的
“原罪”，因此我们需要不停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与西方人的“人之初性本恶”看法不
同，中国人的人生观是“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认为人生来都是清白的，人之所以会犯罪，
是因为社会环境的不良，受到外部黑暗环境的坏影响而被染黑。简而言之，西方人认为人们
犯罪是由于“人性”存在缺陷的内在原因，而中国人认为人们犯罪是由于外部黑暗“环境”
的外在原因。东西方对“罪”的看法和认识的不同，造成东西方人的办事方针的差异。
由于西方人认为人们犯罪是来自“人性”缺陷的内因，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在“人性”和“人
道”高度的反省，不仅对现行的“反人性”和“非人道”行为强烈谴责，还要追溯过去的“反
人性”和“非人道”罪行。比如前东德边防警卫开枪射杀偷越柏林墙人士，就被认为是“反
人性”和“非人道”的罪行，因此要予以追溯治罪。
中国人出于“人之初性本善”的世界观，处理犯罪问题时并不提升到“人性”或“人道”的
高度。中国人看来前东德边防警卫开枪射杀偷越柏林墙人士，不过是因为独裁的黑暗大环境
下，被迫执行了坏人的错误命令，畏于坏人的淫威而犯了错误。这些前东德边防警卫本身也
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追溯他们的罪行呢。
对于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开枪杀人的具体士兵，西方人看来这些人是有罪的，因为他们向平
民开枪违反了基本的人道原则；而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却是无罪的，因为他们不过是被迫执行
坏人的错误命令而已，如果说有罪，下命令开枪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而不得已执行命
令的士兵完全是可以原谅的。二二八事件中下命令开枪的“罪魁祸首”早已死去，冤有头债
有主，既然二二八事件犯罪的债主已经死了，又何必再追究具体执行的小萝卜头呢。
西方人把“功”和“过”看成两个不同的问题，“功”和“过”是不能相互抵消的。比如一个
曾经立过大功的军人犯了强奸罪，西方法庭上量刑的原则是就事论事判罪，以前该人曾经立
过再大的功，也不能作为减刑的条件；中国人则把“功”和“过”看成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
个方面，因此认为可以“将功折罪”。一个曾经立过大功的军人犯了强奸罪，在中国法庭上就
会考虑他过去曾经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而适当减刑处理，一般中国老百姓也不会认为这
种“功过抵消”的做法有什么不公平。
中国人评论毛泽东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功大于过，按照“功过抵消”的原则毛泽东还是有功
的好人。中国人的“三七开”评论功过方法，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还有在天安门事件上，
就有人提出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功”，尽管在天安门事件上“有过”，但功过抵消后
“功”大于“过”，所以不应该再追求邓小平在天安门事件上的责任了。这种在西方人看来是
很荒谬的看法，在中国却还挺有市场，得到很多人的认同，这就反映出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巨
大差异。
以上谈了我个人认为中国人不积极追究非人道犯罪的社会文化原因，还望海壁先生有时间批
评指正。
2004年4月5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