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死刑的辩护
林思云
屡屡听到这样的批评：中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并由此推论中国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最不讲人权的国家。这些批评有些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人权组织，也有一些是来自中国在海外的“异议人士”。据中国官方的公布数字，中国2003年处决了1060名死刑犯，但西方媒体估计中国实际处决的死刑犯人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死刑数字的总和。
不管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如何，即使按照中国官方的公布数字，中国也是世界上执行死刑犯最多的国家。乍一看这个数字，确实会让人联想到中国是一个残酷的国家，西方人权组织对中国“酷刑”的批评有理。可是细读一下西方媒体的报道，却发现他们在批评中国大量判处死刑的同时，却回避了或很少交代为什么中国会判这么多死刑犯，这些人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处以死刑的。
中国的死刑犯是一些什么人呢？首先中国的政治犯并没有被判处死刑，被西方媒体称为“异议人士”的不同政见活动家，未听说有被判处死刑的。中国被判处死刑的都是刑事犯和经济犯，我们不妨分析几例中国被判死刑的案例。
报道一、【在短短５个月的时间里，疯狂盗窃、破坏农村电力设施，造成近万亩农田无法灌溉，近２０个村庄农民吃水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导致直接经济损失１０万余元。４月１４日上午，罪犯张林在代县被执行死刑。
2002年7月，刑满释放的张林与同伙刘文宜（在逃）从灵丘县窜到繁峙县开始作案，从2002年12月5日开始盗窃农村变压器，先后在灵丘、繁峙、代县盗窃、破坏变压器16台……。法院认为，张林伙同他人大肆破坏正在使用的农村电力设施，使集体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并造成严重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后果，其行为确已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且罪行特别严重，应予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一项规定核准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张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忻州日报）】
报道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的毛元林等5名被告人做出了一审判决，毛元林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4月至2003年5月间，毛元林、周仕刚等5名被告人相互纠合，先后在贵阳乌当区水田镇猫冲、水田街上、蔡家关等地盗割正在使用的35千伏、10千伏输电线路导线共计7460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余万元。法院认为，毛元林、周仕刚等5名被告人盗割输电线路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已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应依法严惩。（贵阳日报）】
报道三、【2月26日上午，梓潼县在黎雅镇召开公捕公判大会，疯狂破坏、盗窃电力设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7万余元，间接损失近百万元的犯罪团伙首犯何正云，被执行死刑。自1999年2月至2003年3月3日，这个破坏、盗窃团伙破坏、盗窃变压器就达38台，输电线4次，总价值37万多元。造成梓潼、江油两地厂矿单位停产，农村2.99万余亩的农田无法灌溉，间接经济损失近百万元。
2月25日下午，当省高级法院宣读死刑裁定时，一直心存希望的何正云听到维持原判后，当即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就一直不停的念叨着：“我当贼，怎么会判死刑呢？我真的没有想到。”（四川农村日报）】
这样因破坏盗窃电力设备被判处死刑的案例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西欧很多国家废除了死刑，美国日本等国规定只有人身伤害罪才能判处死刑。在西方人看来，只是因为盗窃就判处死刑，似乎是太残酷了。上面报道中的犯人自己也说：“我当贼，怎么会判死刑呢？”那么中国政府因破坏盗窃电力设备判处死刑的案例，是不是真的残酷过分呢？
西方人士批评中国时，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中国有他们想象之外的另一幅国情图画，我们再看一则中国的消息。
【新华网北京2004年6月13日电：由于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呈上升趋势，加上电力供应形势紧张，今年全国平均供电可靠率出现了十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在全国供电形势吃紧的情况下，电力设施屡遭破坏不仅直接威胁到电网安全，使原本严峻的供电形势雪上加霜，也给国有资产带来严重损失。
电力设施犯罪愈演愈烈，为了保证迎峰度夏工作平稳运行，加大对电力设施犯罪的打击力度势在必行。由于国家电网公司系统电力设施遍布城乡、野外，加之近年来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活动升级，保证供电安全任务艰巨。
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已从拆盗单块塔材，发展到团伙盗窃数以吨计的塔材，从盗割低压线路发展到超高压线路，从不带电作案发展到带电作案，从盗割几十米导线到几万米导线，从暴利驱使发展到炸毁电缆、爆破电杆、纵火焚烧电力装置等蓄意破坏电力设施。作案手段智能化、专业化，盗、运、销一条龙。不法分子配有现代通讯、交通工具，具有一定电力专业知识和防触电能力，采取带电作业，夜间流动作案。他们分工明确，先与“厂家”签订“供货合同”，得手后直接送到“厂家”，连夜将赃物化为铝锭，使侦破、取证更加困难。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1年至2003年底，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共发生电力设施破坏案件4万多起，直接经济损失3亿余元。2004年一季度发生破坏、盗窃案件近1925起，被盗塔材一万多件，输电线路973千米，直接经济损失2500多万元。而城市70％的输电设备故障是由外力破坏引起的。 今年2月，北京供电公司110千伏清旺备用线路被盗，造成3座高压铁塔折断，由于导线下垂造成北京轻轨、京包铁路及公路交通一度中断； 去年6月，国家重点工程三峡至广东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铁塔因导线被盗割严重受损，直接经济损失达126万元，影响了三峡至广东工程的进展；……】
看到以上的消息，西方人权人士不知会有何感想与评论。中国的国情，用不好听的话来说，就是“刁民太多”。这些人（在这里对他们不礼貌地称为“刁民”），为了个人的金钱欲望，竟然大肆破坏国家的电力设备。除了电力设备被破坏的直接损失外，停电断电造成的间接损失更大。比如马路上的交通信号灯因为停电失灵，就会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炎热的夏天因断电空调无法使用，会造成身体虚弱的老人中暑死亡；2001年还发生过首都机场的电线被破坏盗走的案件，这弄不好就会引起机会人亡的惨剧。可以说盗窃电力设备，某种程度上也就等于谋财害命，判这些人死刑，能说太过分了吗？
现在中国的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呈上升趋势，除了加大刑法，用死刑震慑罪犯，达到减少犯罪外，并没有别的更好方法。也许有人说：“这些人盗窃电力设备是因为贫穷。”但贫穷绝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不能说因为我穷，我就有理由抢劫盗窃。也许会有人说：“一旦这些人有钱富裕了，他们就不会盗窃电力设备了。”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们盗窃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贪婪。
为了贪婪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刁民，让他们富裕起来，也许不会再干赚钱不多的盗窃电力设备，但他们又会干其他违法赚钱的坏事。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富裕起来的刁民，因为贪婪而干出伤天害理事件的报道。
报道四、【1996年5月16日，李荣平、徐发泽与徐发建为试制合成燃料，从云峰化学工业公司购进甲醇120公斤。徐发建明确告诉李荣平：“甲醇有毒，在操作时应戴防毒面具，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李荣平认为甲醇价格便宜，兑成“白酒”销售有利可图，便大量制售。6月15日，李荣平、蒋红梅、徐发泽再次从云峰化学工业公司购回甲醇3300公斤。尔后，李荣平指使尹广才用甲醇加水兑制“白酒”销售。尹广才便带领蒋支富、杨贵平两次兑制有毒白酒10000余公斤，并由尹广才、蒋支富、杨贵平、蒋红梅分别销往会泽县的大井、者海、马路、迤车等乡镇。7月10日，李荣平等人得知其所制售的毒酒已致死人命，即指便尹广才、蒋红梅将剩余毒酒倒掉，并在酒罐中注入食用酒精兑酒，企图逃避罪责。其所售出的毒酒被人饮用后造成175人甲醇中毒，其中32人死亡，3人重伤。】
最近报道一些婴儿吃了伪劣奶粉变成畸形大头娃娃的事件，这批毒奶粉造成多个婴儿死亡和伤残，这样的伪劣毒食品导致人员伤亡的案例还有不少。除了立即造成伤亡的剧毒食品外，更多的毒食品是间接伤害，特别是致癌物质那样的慢性伤害。比如最近报道的含有高致癌物质的“民工米”、“漂白粉丝”、“染色酱油”等，其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更是难于估计。对这些制造伪劣毒食品，损害人们健康性命的刁民，又会有多少人反对判处他们死刑呢？
有人也许说：“那些制造毒食品的人是因为没有知识，愚昧犯罪。”这个说法很难成立。上述毒酒案的主犯李荣平，他明确被告知甲醇有中毒，他绝不喝他自己制造的毒酒，他知道工业甲醇对人体有害，只是不知道会毒死人而已。那些制造贩卖“民工米”、“漂白粉丝”、“染色酱油”等人，他们自己也都知道这样的食品对人体有害，自己并不食用，而是拿去坑害别人。
有财力修建伪劣酒厂和伪劣奶粉工厂的人，相对盗窃电线的刁民来说，算是富裕起来的刁民。可是他们富裕起来后，并不会立地成佛，他们的贪婪又促使他们去干造假食品、假药的伤天害理事情。据中国报道，2001年中国卫生部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185起，15715人中毒，死亡146人；而关于食品内含毒物的长期毒性或致癌情况的调查，在中国大陆却还是一纸空白。假如西方国家也出现这样大量的伪劣食品，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难道不会有人提议对伪劣食品的主犯判处死刑吗？
中国另外一个常被西方人权人士批评的残酷，就是对经济犯的死刑判决。经济犯有多大危害呢？中国曾判处广东省无业人员廖少辉、廖少武兄弟死刑，理由是他们利用假身分证及假资料等虚开一千余份假发票，虚开税款一亿五千四百多万元，目前尚有一亿余元未被追回。开假发票和制造伪币的性质是一样的，会对国家经济的运行造成严重破坏。现在中国的假发票愈演愈烈，如果不用死刑这样的极端手段，又怎样遏制那些到处兜售假发票，破坏扰乱国家经济的刁民犯罪呢？
这些年来，中国官员的贪污更是新攀一个台阶，贪污几百万已是平常，贪污几千万也不算稀奇了。据中国学者胡鞍钢估计，中国贪污腐败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每年平均高达GDP比重的14%以上。如果西方国家也有这么多严重破坏国家经济、损害人民福祉的社会害虫（贪官），我看西方国家对经济犯罪的处罚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宽容吧？
盗窃电线的人，可以说他们犯法是因为“贫穷”；制造伪劣食品的人，可以说他们犯法是因为“愚昧”；可是贪官既不贫穷也不愚昧，他们犯法的原因就是因为“贪婪”。其实盗窃电线的人、制造伪劣食品的人、以及贪官他们都是一类人，都是因为贪婪钱财而不惜犯法的“坏人”。他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前者没有当上官，只好靠盗窃或造假赚钱；后者当了官，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贪污受贿敛财。
有人说：“中国杀了这么多贪官，也没有制止住贪污腐败，因此死刑对遏制贪污腐败的作用不大。”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如果我们反过来看：正因为处死这么多贪官，依靠死刑的“ 威慑作用”，才把中国的贪污腐败控制到现在这个程度。如果取消了贪官的死刑，中国的贪污腐败恐怕就会达到失控的地步。几位美国专家曾经作过这样的研究：他们对美国在过去25年处死的717人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每处死1名杀人犯，平均可以使18人打消杀人的念头；而对死刑犯执行死刑的速度越快，其威慑力越大。因此我们不妨这样推论：中国每处死一名贪官，就会使几十名以上的贪官收敛贪污的念头。
新浪网曾经进行过一次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讨论，约有75.8%的人主张保留死刑，只有约13.6%的人支持废除死刑。大家为什么反对废除死刑呢？最典型的意见是：“如果没有死刑了，那些贪官岂不是更加无所顾忌？还有那些杀人的、抢劫的怎么办？现在社会上的犯罪已经很多了，这样一搞，老百姓就更没有安全感了。”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判处死刑最多的国家，但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并不认为中国的刑罚太残酷了。那些谴责中国刑罚残酷的西方人士，那些呼吁中国废除对经济犯的贪官判处死刑的西方人士，如果他们去中国大陆搞一个民意调查就会发现：中国老百姓不但不认为贪官判死刑太过残酷，反而认为贪官判死刑的太少了，应该更进一步加重对他们的刑罚。
这个结果可能会让西方的人权人士感到意外：“我们反对死刑是帮你们中国人声张人权，你们为什么反对呢？”可是这些坐在大洋彼岸高唱人权赞歌的西方人士，他们没有受过贪官的切身之苦，没有受过假食品假药的切身之害，没有受过断电停水的切身之灾，所以他们不理解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会赞成死刑。西方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多的刁民，没有中国这么多的贪官，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情与中国完全不同，可是他们却要求中国照搬他们国家的法律。我看这些人不是无知，就是傲慢。
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占领军当局曾出于“人权”考虑，在伊拉克废除了死刑。可是在美军移交政权后，新上台的伊拉克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恢复死刑。因为伊拉克人深深明白，要想在伊拉克恢复治安和秩序，没有“死刑”这张威慑王牌，那是不现实的。美军废除伊拉克的死刑，完全是脱离当地现实的单方面“蛮行”。或许这个蛮行是出于好意，但它却给伊拉克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伊拉克恢复死刑的事件，应该给傲慢的西方人权人士一点触动：不要把自己国家的法律照搬到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国家去，不要轻易批评其他国家的法律不讲人权。
前些年一名美国中学生在新加坡用涂料涂污了几部汽车，被新加坡法庭判用藤条打屁股，结果美国社会闻讯哗然，指责新加坡法律侵犯人权。可是这些人权人士却忘了，新加坡之所以社会治安良好，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就是因为存在“打屁股”这种他们看来非常不人道的法律。中国为什么每年要判那么多死刑犯？用一句话说，就是因为中国的刁民太多，所以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法律。在不照搬西方国家法律的问题上，新加坡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
最后特别想说一句：迎合西方人权人士废除死刑倡议的一些中国民主活动家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废除死刑不会给中国带来太平，反而会给中国带来灾难。
2004年7月20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