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人权观念
林思云
近年来，中国政府每每在人权问题上被西方国家所批评。而中国政府则反驳说：“中国的人权观念与西方不同，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的生存权问题，而不是个人的政治自由问题。”那么，中国的人权观念与西方有什么不同呢？
西方国家的所谓人权，是指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辩护权力等。西方国家的人权观念是和基督教的背景密不可分的。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上帝是主宰整个世界的、唯一的、万能的神。上帝给予每个人同样的爱、同样的关怀，赋予每个人同样的权力，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基督教告诉人们，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到上帝那里寻求帮助，而无需去依靠父母、兄弟、亲属的帮助，也不必去借助朋友的力量。信仰基督教的人们相信只要有上帝这个无所不能的神作后盾，凭借个人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智慧和力量就可以去单枪匹马地闯世界，因此信仰基督教的人们往往持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我们从西方的小说和电影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基督教徒在遇到困难时，向上帝真诚地祈祷：“万能的主啊，请赋予我智慧和力量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的观念相当淡泊。由于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样对神虔诚的信仰，心中没有上帝这个万能的神作支撑，因此缺乏单枪匹马地闯世界的勇气。中国人闯世界时往往去借助更实在、更具体的帮助，这就是家族和朋友。所以中国人相当注重家族的庇护和朋友的帮助，持家族主义和小宗派主义的世界观。中国有一句有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正是中国人家族主义和小宗派主义的世界观的写照。
中国人认为：遇到困难时最可靠的帮助是来自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所以中国人最重视家庭关系，家庭的观念远比西方人强烈。汉语中有各种区别个个家庭成员的名词，如兄弟、姐妹、叔伯、舅姨等，而西方语言中则没有。为了在大家庭中维持、调谐好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西方式的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个人主义显然不行，因此中国创立了一套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准则来维持家庭关系。
中国人认为长辈有对晚辈进行扶持帮助的义务，比如中国的父母在子女上学，结婚等需要钱的时候，往往毫不犹豫地倾囊相助，甚至借债也在所不惜。而中国的子女在接受父母帮助时也认为理应如此，没有特别的感激之情。然而中国的长辈有对晚辈进行扶持帮助的义务的同时，也有对晚辈进行管教、处罚的权力。另一方面，中国的晚辈在无条件地得到长辈扶持帮助的同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那就是对长辈的无条件服从，个人的重大事情、比如婚姻等都要由长辈决策拍板。
这样中国人在传统上形成了长辈爱护晚辈，晚辈服从长辈，在家庭中实行以长幼顺序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同时中国人还把这种互利的家庭等级制度推广到整个国家，认为国君要对臣民予以无条件的爱护，臣民也要对国君予以无条件的服从。这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谓的“仁政”。由于中国人从小就在家庭中接受等级社会的教育，缺乏或根本没有西方人那种人人平等的世界观。
由于中国人的世界观与西方人不同，所以中国人常常基于自己的家庭观念去评论西方人，认为西方人家庭关系冷淡，人情淡泊，人与人之间完全是金钱关系，儿子到父亲家吃一顿饭也要付钱，而年老的父母也得不到子女的关照。同样西方人亦往往基于自己的人权观念去评论中国人，认为中国的父母打骂子女，甚至干涉子女婚姻的行为是侵犯个人人权的行为。
中国人以家庭为本位，首先维护的是家庭的尊严和权力，认为别人插手家庭的内部事物是不可容忍的侵权行为。而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首先维护的是个人的尊严和权力，认为即使在家庭内，每个成员也都享有同样的权力，家庭内部的侵权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比如中国人认为父母打骂子女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外部的人去插手、干涉别人家庭内部的事情是不应该的，不道德的行为。而西方人则认为父母打骂子女是侵犯了个人的权力，对这种事情视而不见才是不应该的，不道德的。
这样看来中国人的人权观念的确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中国人传统上所持的是家族主义世界观、采用的是家庭本位制的国家体制。而西方人所持的是个人主义世界观、采用的是个人本位制的国家体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强调、甚至否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一旦有了自由就会天下大乱，只有采用严格的“君、臣、父、子”的等级体制，社会才能安定。而西方文化中则强调和肯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自由是每个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只有保障个人自由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中国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而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则是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既然中国与西方在人权上的看法截然不同，那么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中国的看法正确还是西方国家的看法正确呢？有人称二者各有优缺点，这是事实。但就总体而言，那个更好一些呢？当然评判中国与西方人权观念的优劣可以用很多指标进行衡量，其中最基本、最客观的硬指标就是国家经济军事力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采用否定个人自由、人权的家庭本位制的中国无论在国家实力还是在人民生活方面，都与采用肯定个人自由、人权的个人本位制的西方国家有巨大差异。这不能不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否定个人人权的家庭本位制不如西方的肯定个人人权的个人本位制，西方的人权观念更为可取。
为什么中国的否定个人人权的家庭本位制不能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而采用肯定个人人权的个人本位制的西方国家却成为了先进强大的国家呢？这其实可以用非常简单的道理予以说明。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组成的，国家的力量就是每个国民力量的总和，这是小学生都可以明白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体制可以让每个国民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整个国家的力量就强大。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体制不能让每个国民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整个国家的力量就弱小。比如美国的人均国民总产值约为中国的五十倍，如果假设美国的体制让美国人可以将自己能力的百分之五十发挥出来的话，中国的体制则只能让中国人将自己能力的百分之一发挥出来。在中国无所作为中国人，到了西方国家就成为人才的例子比比皆是。
中国的家庭本位制束缚了个人的自由，扼杀了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使整个国家死气沉沉，发展缓慢。而西方的个人本位制解放了个人的自由，给了人们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才使整个国家成为强大的实体。解放个人就是解放生产力已被大量的事实所证明。东邻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彻底引进西方个人本位制社会体系的国家，西方式的个人本位制使日本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弱小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屈指的先进国家。而西邻印度则至今仍坚持其传统的身份制，即国民要按照其身份来决定所从事的职业，个人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这种不能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体制使印度难于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中国人也早已看到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制的弊病，但中国抛弃了传统家庭本位制后，却引进了西方学者理论上推算出来的最先进社会体制：社会主义体制。不幸的是学者们的推算出了巨大的差错，事实证明采用国家本位制的公有制还不如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制。因为传统的家庭本位制虽然没有能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但还能保证人们填饱肚皮，而国家本位制的社会主义却把中国人搞到连饭也吃不饱的地步。国家本位制不如家庭本位制，家庭本位制不如个人本位制，这是人们用苦难的经历换来的真理。因为国家本位制最限制个人的自由，个人本位制则给予人们最大的自由。中国在搞国家本位制的社会主义失败后，不得不退回到传统的家庭本位制，这样才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中国政府的另一个说法是：“中国的人权问题首先是解决吃饭问题、即生存权，而不是西方所谓的个人自由问题。”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仔细探讨一下就会发现，吃饭的生存权和个人自由之间并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而是密切相关的因果关系。中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时，由于剥夺农民的个人自由，就使中国人吃不饱饭，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农村改革并不是向农村投入巨额的资金，也不是向农村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仅仅是给了农民一定的个人自由，一下子就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生存权问题。坚持国家本位制社会主义的北朝鲜至今仍不肯给农民一点个人自由，于是北朝鲜人就丧失了生存权，到了饿死的边缘。相反有充分人权、个人自由的西方国家不但早已解决了吃饭的生存权问题，而且还实现了吃好饭的富裕生活。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解决人吃饭的生存权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自由问题，或者人权问题。人们碗里饭菜怎么会变好呢？这当然是靠人自己干出来的。有了自由，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碗里的饭菜也就自然好起来了。可以说人们碗里饭菜的好坏是与个人自由的多少成正比的。中国人现在享有的自由、人权比改革开放前多了不少，碗里的饭菜也就跟着好了不少。中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象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也都是个人人权和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至今地球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个人人权越来越少，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的先例。
野生的动物都享有个体的自由，它们都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而不需要人去喂养。而家畜、宠物等失去了个体的自由，它们也同时失去了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必须依赖人的喂养才能生存下去。这样看来，这种先自由、后生存的因果关系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对于生物界也同样适用，大约是一个自然界的基本法则。
中国现在已基本抛弃了极大限制人们自由的国家本位制的社会主义（尽管名义上还称社会主义），退回到了传统的有较多自由的家庭本位制，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但这种家庭本位制仍然相当程度地束缚着人们的自由，阻碍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家庭本位制解决温饱问题还可以，但要使中国实现富强就有些力不从心了。要想使中国走向富强，恐怕不得不导入能使个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的个人本位制。
要在中国这个搞了几千年家庭本位制的国家中导入个人本位制显然难度很大，不可能一步到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也正在滑向个人本位制的不归路。个人本位制的社会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尊重大多数人意志的民主制，另一个是保护个人权力的法制。好象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法制的问题了。如果有一天西方国家不再评论中国的人权问题了，就说明中国真正走上个人本位制的道路了。
1997年11月12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