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与“愚民论”
林思云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政治，甚至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的政治思想。没有出现过民主政治我们可以从独裁势力的过分强大来理解，但对于没有出现过民主的政治思想，我们就不能不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传统进行一下反省。
在汉代官方强调“独尊儒术”以后，中国的政治思想界出现了停滞和僵化，这种官方的思想压制当然是中国没有出现民主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独尊儒术”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时代，出现了“儒家”，“法家”，“墨家”等各种政治思想和学说，但却没有一家提出过民主的政治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有一个根本的共同观念，这就是“愚民论”。为了说明什么是“愚民论”，我们可以用广为人知的儒家学说来举例说明。
孔子说：“人可以分为三类，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学而不知者”。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属于“学而不知者”，这些“学而不知者”由于本身智能的缺陷，没有资格成为统治阶层，只能作为被统治阶层，听从和遵循“生而知之者”以及“学而知之者”、即士大夫阶层为他们制定的生活准则、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社会才能太平安定，百姓也才能安居乐业。即所谓：“贱者劳力，贵者劳心，贵者治人，贱者治于人。”
可以说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均是关于“贵者”怎样对“贱者”进行统治的学说。法家虽然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法家所指的法律是由士大夫阶层单方面制定的统治管理平民百姓的法律，而不是由平民百姓推选出自己的代言人来制定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法律。平民百姓只有义务遵守精英阶层为他们制定的法律，而没有权利参与立法。
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对广大平民百姓的政治觉悟和能力持否定态度，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老百姓文化低，素质差，所以必须由高素质的士大夫阶层对平民百姓进行指导性的政治统治。中国传统上把政治看成是智者对愚者进行统治的学说，愚者是：“可以治之，不可使知之”，搞不透明的神秘政治是理所当然。中国几千年来之所以一贯实行愚民政策，其关键就在于统治阶层的精英们始终认为广大平民百姓的确是愚不可及的、完全没有政治觉悟和能力的愚民。
与之相反，西方民主政治的最根本出发点就在于对广大民众的智商、政治觉悟和能力的充分肯定。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原型，当时古希腊城邦最高权力者的执政官是每年选举一次，全城的成年男子都有权参加选举。选举的方式更是让中国人吃惊，是采用抽签方式来抽选出执政官。中国人一定会对这种产生最高领导人的方式感到十分担心：抽选出诸葛亮式的人物还可以，如果抽选出刘阿斗式的人物来，他如何有能力来担当最高领导人，岂不要把全城搞得一团糟。但古希腊人却认为只有抽签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人人机会均等，而人人有均等的参政机会才是政治中最重要的。
可以说人人有均等的参政权利和参政机会是民主政治的灵魂。民主政治强调人人有平等的政治发言权，每一个人的政治观点都应该同样被尊重。绝不能因为你是博士你的意见就应该被尊重，他是文盲他的意见就可以不被尊重。比如美国宪法规定每个成年的公民都有权竞选总统，如果中国也搞总统选举，大约会规定只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才有权参加竞选。
现在中国政府有许多明文规定，要担任某一级的官员，必须有大专以上的学历。这和以前规定担任县官必须有举人以上学历的量才任官政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的本质就是通过考试把人按才能分出“上等”、“中等”、“下等”的几等，只有“上等”或“中等”的高素质人才，才有参与国家政治的资格和权利。这种把人按能力分为几等，然后量才任官、量才赋权的“贤人治国”的政治思想，与西方的不论个人的才能水平如何，均有同等的参政权和参政机会的民主政治思想有天壤之别。
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认为国家领导人不过是他们推选出来的代言人，总统和每个公民都是一样平等的，不应享有任何普通公民所没有的特权。而中国的老百姓则认为主席、总理、官员都是智商、水平、能力远远高于自己的精英阶层，自己由于素质太低，必须听从精英们的指导。精英们享有自己所没有的特权也是理所当然。
由于长期被“愚民论”所灌输，中国的老百姓也自认为自己没有参政、议政的素质，认为政治是与自己无关的伟人们的事业。所以中国的平民百姓从未提出过参政、议政的要求，最多是要求英明领袖们罢免贪官，打倒“官倒”。八九年的民运初期，大学生们喊出民主自由的口号，市民们并没有太大的响应，而后来打出打倒“官倒”的口号后，就引起了市民们的极大反响。由此可见到今天为止中国老百姓的民主意识仍是十分薄弱的，他们只期望换一批慈善一些的精英们来统治他们，完全没有自己参政、议政的要求。从这点来看，中国的“老百姓”与西方国家的有参政、议政意识的“公民”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国民。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或知识分子阶层，历来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感，把救国救民视为己任，但从这种使命感的背后也可以隐约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一般民众的优越感和傲慢感。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面临亡国的危机。不过这次中国的精英阶层们不仅感到的是国家存亡的危机，更加具有危机感的是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他们曾经引以自豪的传统国家体制和道德价值观念面临了极大的挑战。
为了挽救中国，不进行国家体制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不行。这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们达成的一致共识。但在怎样进行国家体制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方面，精英们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先后进行了洋务派，维新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实践。
洋务派的基本思想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工业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搞局限于经济、军事方面的体制改革，以求实现“富国强兵”来挽救中国。洋务派的作法和当今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如出一辙，改革开放的目标仅仅是国家的强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完全没有西方近代革命所追求的个人解放的政治目标。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后，中国的精英们感到仅仅搞经济、军事方面的体制改革是不够的，要搞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全面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体系，才能象日本那样实现“富国强兵”
但维新派也没有想引进西方的人人权利和机会平等的民主政治，而只是想建立一种让精英阶层参政和议政的君主立宪制，来取代传统的皇帝个人独断专行的政治制度。维新派的政治改革也是以追求“富国强兵”为目标，并没有把实现个人解放、社会公平作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维新派的代表思想是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
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象日本那样实现自强自立、富国强兵，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合理，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才能走向富强之路。但梁启超反对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变革，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现状下，由开明的君主来主导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才能避免国家的混乱和分裂。
梁启超并没有反对民主政治，但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并不符合国情，而由开明的君主来实行开明的专制，才是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最佳途径。梁启超宣扬“开明专制论”必要性的最大理由就是“愚民论”。梁认为中国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太低，对民主选举的真正意义完全不理解，基于大多数愚民之民意的民主政治必然弊端百出。
梁的基本论点是：1、选举权是一种义务性的权力，而民主意识幼稚的国民往往将其视之无用而轻易放弃。2、选举必须基于选民自身的意志，而民主意识幼稚的国民往往轻易因贿赂或胁迫而随意投票。3、民主政治是多数裁决的政治体制，被否决的少数派必须自觉执行和服从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和规则。而民主意识幼稚的国民往往不愿或不能自觉执行和服从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和规则，以至于不得不靠武力和强制来维持多数裁决的结果。
虽然维新派的主张有一定合理性，但维新派面临的最大一个难题就是当时的满清王朝并不是汉民族的王朝，少数民族的皇帝如何能代表多数民族的利益呢？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提出了先打倒少数民族的皇帝，然后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共和制，从而实现中国的自强自立的革命主张，获得了精英阶层的更广泛支持。
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的中核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中国首次把人民的人权作为革命的目标之一。革命派想要创立一个民权政体的国家，国民人人有平等的参政权，国家的总统和议会由国民选举产生，国家的最高法：中华民国宪法是由全体人民共同制订的，包括国家总统在内的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
虽然孙中山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目标之一，但孙中山并没有准备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是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民主化。
“军政”阶段是指革命刚成功以后，要由革命军的军政府实行独裁的“军法之治”，这时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在军政府的军事统治下，粉碎反革命势力的反扑，整备政治民主化所需的环境。等待民主政治所需的环境初步成熟以后，进入“训政”阶段。“训政”阶段是指在地方上进行局部的民主化试验，对人民大众进行民主政治的指导和训练，但这时全国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等待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成熟以后，最后进入“宪政”阶段。“宪政”阶段是指由成熟的国民进行选举，制订宪法，然后解散独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选政权，最终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宪法之治”。
孙中山坚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化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根据仍是建立在怀疑中国老百姓的政治能力的“愚民论”上。孙中山赞成孔子的学说，认为人可以分为三类：“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民都属于“不知不觉者”，他们必须在一个由“先知先觉者”组成的革命党的领导下，才能走向民主化和实现自身的解放。
孙中山说：“中华民国的国民虽然是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幼稚。革命党则要承担起养育、教育这些幼稚国民的母亲的角色”。孙中山强调要经过“军政”、“宪政”阶段，将幼稚的国民养育成熟以后，才能将政权交还给国家主人的人民大众。而在人民成熟以前的“军政”、“宪政”阶段，必须由先知先觉者组成的革命党进行单方面灌输型的指导式统治。
如今台湾的国民政府似乎是按照孙中山的“三段论”逐步走向民主化。但中国大陆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体制在中国之所以能顺利实现，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苏联式共产主义思想的基本点也是在于“愚民论”。
苏联的共产主义创始者列宁声称，工人阶级中不能够自觉地产生马克思主义，所以要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和教育。共产党人声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特殊材料构成的人。工人阶级必须接受这些思想觉悟超人一等的共产党人的领导才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才能进入人间天堂式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诞生后，最重视的问题之一就是对人民大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强调要对人民大众进行教育，基本点也是建立在老百姓思想觉悟低的“愚民论”上。中共宣称由于人民大众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低，所以要自觉服从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共产党人的领导，进行思想改造，由思想觉悟高的共产党人来为他们安排一切。
因此中共掌权后提出的最主要施政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思想品德高尚的共产党人对一般人民进行先人后己的、无私奉献式的服务，而思想觉悟低的人民则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这些高尚精英们的无微不至的“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本身就把共产党人和人民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人。如果按照西方民主国家的观点，全体国民都是一律平等的，共产党人也自应属于人民的一分子。按这样推理，“为人民服务”就成了人民的一分子为人民服务，逻辑上完全讲不通。
“为人民服务”这种充满共产党人傲慢的口号，中国的老百姓居然也能欣然接受，其根源是在于中国历史上长期的愚民统治。所谓“当官为民作主”的观点成为历代中国老百姓普遍相信的政治理念，现在中国的报纸上还经常登载“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居然也获得了老百姓的好评和共鸣。按照西方民主国家的观点，国家总统不过是他们推选出来的政治代言人而已，并不是品德高尚的、先知先觉的超人。如果美国总统也提出他要“为人民服务”，要“为民作主”的话，美国人民大约会抗议那是对他们人权的侵犯，人格的污辱。
民主政治的精髓是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的政治见解，决不能认为文盲或文化教育水平低的“愚民”就没有象样的政治见解，或他们的政治见解就无需被尊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民主政治是没有、也不需要任何先决条件的。现在仍有许多人强调中国人民的素质太低，文盲太多，不宜搞民主政治，需要实行“精英独裁”的指导型政治，中国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宿愿。
民主政治本来是一种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社会的公平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如果把民主政治当作是一种达成“富国强兵”的手段，那可以说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误解。尽管当今实现民主政治的国家都成为了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当初美国人、法国人建立民主政治，提出“独立宣言”、“人权宣言”时，都没有提到把国家建成世界一流强国作为搞民主政治的目标，他们当时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仅仅是因为民主政治可以实现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公平。
中国现在仍有相当多的人把民主政治看作是实现“富国强兵”的一种手段，并以此价值观来评论俄国搞民主政治没有实现“富国强兵”是得不偿失。本来民主政治所追求的理想是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公平，与“富国强兵”并没有直接联系，“富国强兵”不过是民主政治的副产品而已。以“富国强兵”的价值观点来衡量民主政治的优劣，完全是对民主政治的误解。
“愚民论”与“富国强兵”是有密切联系的。鸦片战争以来，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国民党、共产党都强调“富国强兵”为最主要的政治目标，而实现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公平则是次要的。尽管他们的政治思想完全不同，但他们共同点是都采纳了“愚民论”。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愚民论”的政治观点仍是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之一。
1998年11月24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