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六四”
林思云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作为一个“六四”的亲身经历者，我想有必要谈一下自己在十年前的经历。虽然十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可是我对“六四”的记忆还是那样的清晰。
我成为“六四”的见证人是出于偶然。1989年5月底，我由于工作关系要去长春出差。我选择这个时间去长春，一半也是由于想到北京看看如火如荼的民运，因为去长春必须要在北京转车。我于6月1日到达北京，住在中国科学院的第二招待所（以后简称“二招”。），没想到这成了我亲眼目睹的“六四”机缘。因为“二招”位于木樨地，这是“六四”杀人最多的地点之一。
木樨地位于横跨北京东西的长安大街上，向东去是复兴门，向西去是军事博物馆。长安大街在木樨地通过一条叫“三里河”的小河，并分出一条向北去大路叫三里河路，中国科学院的本部就在三里河路上。在木樨地的长安街两旁，有不少栋十几层高的住宅楼，当地人称为“部长楼”，可能是当时的居住者多为高级官员的缘故。“二招”就在部长楼的背后，在地铁的“木樨地站”下车，走五分钟就到“二招”。
在“二招”住下后，我向一个女服务员打听北京最近游行的情况，她说：“我以前还以为大学生们游行是为了撒气，现在我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是为了我们老百姓好”。女服务员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当时我不由地暗自感叹还是北京人的觉悟高。
我订了6月5日前往长春的火车，准备在6月2日到6月4日的几天里到北京各处看看。6月2日我去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当时天安门的学生并不太多，大约有数千人的样子，住在一些小帐篷里。由于广场上的生活垃圾较多，显得有些脏乱。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被大学生们圈栏起来无法接近。我去看了一些大字报，内容记不太清楚，只记得很多是揭露高干子弟的“官倒”和批评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我在天安门广场以及新建的自由女神像附近拍了一些照片，可惜“六四”后我把这些胶卷、以及在“六四”时拍的胶卷带回去准备冲洗时，我父母死活不让。因为全是彩色胶卷，自己无法冲洗，我父母怕拿到商店冲洗时会引来麻烦，就把胶卷没收并处理掉了。
6月3日早上一起来，就听说在木樨地街口有军车撞死人了，我赶紧去木樨地街口观看。通过围观的人群，我看到在长安大街上有一辆吉普车翻倒在地，还有倒在地下的两辆自行车。据旁边的人说6月3日凌晨这辆军车由于车速过快，撞倒了两位骑自行车的人，造成一死一伤的惨剧。人们并且纷纷议论说，多日来已停止不动的军队好象要开始动作，恐怕今天要出事。
于是我赶紧前往天安门广场，想看看有什么动静。一路上看到一些上身穿白衬衣，下身穿军裤的人，有的乘车有的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后来听别人说那些都是身穿便衣的军人，准备到天安门去搞一个突然袭击占领天安门广场。到了天安门后，感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比昨天明显增多，显得有一些拥挤。这时听说在人民大会堂后面的一条巷子里，有一只军队试图出动，结果和阻止他们的学生发生了冲突，有一个学生被军队发射的催泪弹炸伤。这时广场上的学生们开始发表讲话，说军队准备要用武力占领天安门广场，请市民们前来广场支援学生们。
在天安门广场看了一段时间以后，下午我就返回木樨地。我到达木樨地大约是下午5点多钟，这时看到一群人围着一辆面包车。过去一看，见几个学生站在面包车的车顶上，举着从面包车里拿出的许多冲锋枪等武器，向市民们发表演讲。学生说已有很多军人穿便衣进入天安门广场了，这辆军车是向那些便衣军人运武器的。这时大家都感到气氛有些紧张，一些学生和市民开始把几辆停在木樨地的114路无轨电车推到连结长安街的三里河桥上，试图以此来阻断长安街的交通。
6月3日的夜晚是一个炎热的夜晚，在木樨地有很多出来纳凉的人。吃完晚饭后，听说军事博物馆那边的军队已经开始动作了，我赶紧前去观看。连结长安街的三里河大桥已被几辆无轨电车堵塞，但大桥旁边还有一条小桥，很多人通过这条小桥前往军事博物馆方向观看动静，我也跟着人群向军事博物馆方向移动，当时大家并没有感到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在离开三里河桥大约300米的地方，人群停了下来，原来是到了学生与军队对峙的最前线，这时大约是晚上8点多钟。由于前面有许多人无法看清，我于是站到路旁的一棵小树上观看，看到的景象让我终身难忘。
在长安街的东端，由几百个学生组成了一道横断长安街的人墙，前面的一排学生座在地上，后面几排学生站着，再向后就是由几千市民组成的“观战”人群。在长安街的西端，最前面一排是头戴钢盔手提大棒的军人组成的横断长安街的人墙，离开第一排军人后面几米远，则是一群黑压压的军车队列。在学生和军人的人墙当中有约几十米的无人区，显得异常空旷。不时有几个学生和军人冲出人墙向对方投掷石块，不时有被石块砸伤的学生被人搀扶下来，不过双方的气氛还是比较冷静的。听旁人说军人的石块是专门用汽车运来的，因为长安街附近的卫生比较好，并不是随地可以拣到石块的。学生则把路旁的街石挖出砸碎作为武器还击。
双方这样对峙了约半小时，突然军队方向发出一声象爆竹一样的巨响，以后接着又响了几声。因为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真的枪声，只能这样形容。这时听到有人喊：“这是橡皮子弹，大家不要怕，回去拿脸盆去”。可是看到从“前线”抬下来的负伤学生后，那鲜血淋漓的场面让人害怕，旁观的人群开始后退，我也跟随着人群向木樨地的方向后退。这时背后传来断续的枪声，不过当时后退的秩序很好，人们只是快步行走，并没有达到奔跑的地步。
这时正好有一辆装载学生和作为武器的碎砖头石块的卡车沿三里河路开了过来，是前来增援的学生。大家赶快告诉学生们不要再过去，那边已经开枪了。退过三里河的小桥后，我站在木樨地的路口想继续看一下事件的进展，这时飞过来一颗催泪弹在我不远的地方爆炸，难闻的气味立即让我们大家眼泪直流。这时听到有人喊：“赶快回去洗眼睛，眼睛会瞎的”。听了这话我赶紧跑回招待所去洗眼睛，等我洗完眼睛再出去看时，外面已狂响起密集的枪声。枪声的密集程度无法确切形容，只能说比大年三十晚上的鞭炮声还要密集和响亮。
人们聚集在“部长楼”的背后，在愤怒地交谈和谩骂。有一些大胆的人站在部长楼的边缘向外张望，我也凑过去向外望了几眼：在惨淡的路灯下，一辆辆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卡车向天安门方向驶去，一些士兵向街道两边的居民楼开枪射击。
在木樨地“部长楼”的一个单元里面，有一个学生躺在地下。那学生被打中了后脑，浑身是血，已失去了知觉。大家在议论怎样把该学生送往医院，虽然长安街的对面就有一个叫“复兴医院”的医院，但无法横越长安街，只好设法将那个学生送往其它医院。有人将那个学生的学生证掏出来，我看了一眼，是一个姓李的东北来的学生，名字没有看清。后来有人找来一辆三轮板车，我们一起将该学生抬到车上，由几个好心的北京市民送往别的什么医院。不过从那学生的伤势来看，我觉得能生还的可能性不大。
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灯火齐暗一片漆黑，原来是电线被打断了。在一片漆黑中，密集的枪声更显得刺耳和恐怖。凌晨2点以后，木樨地附近的枪声开始平静下来，大家在惊恐中渡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亮后，人们开始出来活动，这时长安街上已没有士兵。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有不少血迹，原来当时有许多人来不及跑，趴在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的花坛下，有不少人在这里被打死。有人告诉我，这一片血迹是一对情侣的，这一片血迹是一个司机的···。我当时感到又气愤又疑惑，那些士兵为什么要向躲趴在街旁的人们开枪，这些人并没有阻挡他们的任何行动，为什么不能放过他们？
长安街上散落着许多很大的子弹壳，许多人去拣那些子弹壳。由于我平时对军事有一些兴趣，一看就知道那是口径12.7毫米高射机枪的弹壳。12.7毫米的高射机枪是中国陆军装甲车上的标准装备，现在这些军人用这种装在装甲车上打飞机的武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由于12.7毫米的子弹比普通7.6毫米的步枪子弹大出许多，所以打在人身上造成的创口很大，以至于有人误认为解放军是用开花弹向人们射击。
这时对于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突然又感到另一种恐怖，吃饭怎么办？由于“二招”是个小招待所，没有食堂，平时我们都去外面的饭店吃饭。可现在饭店都关门了，商店也不开门，北京的交通又断绝了，一时还无法离开北京。这种恐怕迫使我和一些人到处乱走，希望找到一家开门的商店买些吃的。到了中午时分，终于在三里河附近找到一家刚开门营业的商店，赶紧进去买了一堆方便面。这时外面忽然下起大雨来，我们几个人没有雨具，只好在商店里等到雨停后再出去。
吃完方便面后，心里踏实了一些。再前往木樨地的长安街去观看形势的发展。突降的大雨已将地上的血迹冲刷干净，但无法冲掉打在木樨地两旁的建筑物上的无数弹孔。正在听人们讲述解放军的“暴行”的时候，突然在长安街上又开来一辆装甲车，把路旁的人们吓得赶紧奔逃。这时有人高喊：“不要害怕，是自己人的车”。这原来是一辆由北京市民和大学生们“缴获”来的装甲车，让人们虚惊了一场。后来空中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盘旋，这辆装甲车还对空射击，引起了人们的一片掌声和叫好声。
沿长安街向军事博物馆方向望去，是一片硝烟迷漫。大雨过后，露出一长串望不到头的卡车、装甲车、吉普车的烧剩残骸。在三里河桥上，有三辆装甲车不知什么原因撞到了一起，造成了桥上的交通堵塞。由于三里河桥是长安街通向天安门唯一通道，三里河桥上的交通被堵塞后，后续的车辆无法前进而停了下来。有人告诉我：早上军车停下来后，军人们从车里出来弃车而走，然后这些军车被愤怒的老百姓所烧。也有人告诉我这些军车是军人们自己放火烧的。我从木樨地向军事博物馆方向走，边走边数有多少辆车被烧，数到五、六十辆时，听别人说被烧的军车一直延续到几公里外的石景山，我也就打消了继续数下去的念头。
回到木樨地时，很多人都前往位于木樨地的复兴医院去看被解放军打死的学生和市民的尸体。我也跟随人们到复兴医院去排队看尸体，排队进入医院后，一股我从来没有闻过的恶臭袭来，让人几乎呕吐出来，后来我才反应过来这就是所谓的尸臭。医院里的一间房间里放满了尸体，还是放不下，一些尸体被放在屋外的自行车棚里。尸体共有42具，有男有女，可以清楚看到他们身上被子弹打出的巨大创洞。还有一具老人和一个小孩的尸体，人们说这个老人和小孩住在附近的居民楼里，是在家中被射进来的子弹打死的。在木樨地两旁的居民楼沿街的墙上布满密集的弹痕，看到这样密集的弹痕，人们一定不会奇怪会有人在家中被打死。
对于我们这些到北京出差的外地人来说，尽快离开可怕的北京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但由于北京公共交通的断绝，我们一时无法前往北京火车站。等到6月5日下午，据说地铁开通了，我们急忙从木樨地乘地铁到北京火车站，随便买了一张向南行使的火车票离开了北京，结束了几天在北京的恶梦。
“六四”中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只看到了木樨地的情况，并不清楚整个北京的情况。从木樨地的情况来看，长安街南侧的复兴医院收纳了42具尸体，但由于北侧的伤员无法横越长安街运到复兴医院，所以整个木樨地的死者大约可以估计为百人前后。据后来的各种报道来看，木樨地是杀人最多的现场之一，所以我认为整个北京的死者为数百人程度大约是比较可信的。受伤者应该为死者的数倍，可能有数千人。
“六四”中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许多人将其归因于军人的残暴，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得出同样的看法。6月4日早上我去看血迹，发现血迹都是在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小胡同里，并没有看到马路中央的血迹。在木樨地的绝大多数死者并不是在马路中央阻挡坦克被打死的，而是在马路两旁躲藏、逃跑时被打死打伤的，甚至还有在家中被打死的。木樨地两旁的居民楼上的弹孔密布，就象这些居民楼曾经作为军事目标被攻击过一样。
士兵们是接到上面的命令才向学生和市民们开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上面下来的命令大约是：不择一切手段执行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命令，必要时可以向阻碍军队前进的人开枪射击。但命令不可能要求士兵对躲藏在马路两旁、逃跑的人也要开枪，更不会命令士兵们向道路两旁的居民楼内进行猛烈射击。在木樨地，开枪打中几个人后，学生和市民们都已经逃散了，躲藏在木樨地道路两旁的人和在居民楼内居住的人，对军队的行动没有构成任何阻碍，向躲藏在马路两旁的人和在居民楼内居住的人开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可是为什么这些士兵们还要杀死那些完全可以不杀的人，难道这些士兵真是如此冷酷的杀手？
许多年后我才逐渐明白过来，“六四”中士兵们冷酷无情，打死这么多学生和市民原因是农民对城市人的报复，因为“六四”进入北京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的。中国长期以来执行对农民的歧视政策，城市里的很多市民也对农民有一种不自觉的歧视。当农民们来到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时，他们所感到的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那种傲慢和蔑视。所以农民们对城市人有一种埋在心底的恨，也可以把这称为“阶级恨”。
“六四”的民主运动也完全没有提到农民的问题，因为农民最关心的是解决他们的身份不平等问题，对空头的民主化口号并不感兴趣。对于那些农民士兵来说，这些搞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们并不关心他们的命运，所以他们对这些学生和市民们也没有什么同情之心。当上面下命令可以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命令时，农民士兵们觉得向那些平时欺负、蔑视自己的城里人报复的机会来了，他们向这些平时比他们高人一等的城里人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十年后的现在，城乡间的“阶级”矛盾比当时缓和了许多。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取消了粮票等造成城乡人身份差别的制度，对农民进城工作的限制缓和了许多。另一方面是“三资”企业的兴起，这些“三资”企业对农民的就业并没有采取象国营企业那样的歧视政策，缓解了一些农民对城里人的不满。但城乡间的“阶级”矛盾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问题，一有机会，这个城乡“阶级”矛盾就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
“六四”已经过去十年了，许多“六四”的当事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希望到“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人们已可以自由地阅读追忆“六四”二十周年的文章。
1999年5月30日写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