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评王丹风波读后感

林思云


 最近一段时间，自由撰稿人马悲鸣写了一系列批评前学运领袖王丹的文章。王丹本 人虽然没有直接出来对话，王丹的支持者们则发表了不少反论文章，对马悲鸣进行 了一系列反批评，在网上掀起了一场对于“六四”运动的内涵和意义的争论。

 在这次对“六四”的争论中，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一些中国人对民主主义思想的理 解方式。这些人自以为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为民主运动辩护，但在他们的发言中却 表现出对民主主义思想的误解。不止一个辩论者指责马悲鸣批评王丹的动机是要替 共产党说话。在这些人眼里，似乎中国人只能有两种立场：支持共产党或者支持民 运。他们似乎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存在“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民 运”的第三种或第四种立场？是不是可以允许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民运的“第三种 人”的存在？

 这次马悲鸣对六四运动提出一种既不同于共产党、也不同于一些民运领袖的第三种 立场，可是不少人却不能容忍或理解这种第三种立场。他们评论马悲鸣批评学运领 袖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共产党，试图把持第三种立场的人推到共产党一边，而使这场 争论形成一个只有两种立场、只有两条道路的、泾渭分明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对 独立的思考、独自的立场缺乏宽容和理解，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曾有过一段包容多种立场、多维观点的时代，然而自汉代 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的思想中只剩下正义与邪恶这两种黑白分明的立场，不再容 忍处于黑白之间的灰色立场的存在。中国的历史人物都被简单地脸谱化成好人或坏 人，不是忠臣就一定是奸臣，不是爱国者就必然是卖国者。一提起忠臣人人都会称 赞岳飞、一提起奸臣人人都会唾骂秦桧；爱国者的代表是林则徐，卖国贼的代表是 李鸿章。可是一旦问起中国历史上谁是既非忠臣也非奸臣的中间派，就没有人说得 出来。中国的历史总是忠臣和奸臣的两张脸谱，缺少多样化、个性化的个人形象。

 这种把世界正反两分化的思想方法，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客观分析和 认识，特别是阻碍了中国人独立思考的能力。由于正反两分化的思想方式，使不少 中国人把“民主运动”和“反共运动”划了等号，他们认为共产党代表邪恶，民运 人士代表正义，民主运动是一场正义和邪恶之间势不两立的斗争。对于中国人来说， 只能选择站在“正义”的一方，或选择站在“邪恶”的一方。在国内反共的人，要 被共产党踢入民运分子的队伍；在国外反民运的人，又要被民运人士推进共产党的 战线，似乎没有中间的位置和立场可以选择。

 一些中国人用中国传统的正反两分化思想来理解民主思想，把民主看作是正义的标 准或是正确的化身。当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代表出现霸权主义行为时，他们并不认 为“绝对正确”的民主主义会出现错误，而是指责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假民主。其 实民主主义并不是正义或正确的化身，民主制度只是给我们每个人一个选择正义或 正确的机会。但没有人保证民主制度的国家不会出现错误的选择，比如希特勒就是 德国人用纯民主的方式选举上台的。

 民主主义的根本内涵是给每个人一个平等的机会，让我们自己来对正义和正确作出 选择和判断，而不是让一些先知先觉者来代替我们思考，来指引我们走向一条正确 的道路。真正的民主主义只能在一群具有自我独立意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 中才能实现。而在一群不进行自我独立思考，只是盲目跟在别人后面喊万岁的人们 中间，是完全没有必要导入民主制度的。所以要在中国成功地建立民主制度，最重 要的是在中国培养起一群具有自我独立意识、不迷信和依赖先知先觉者指路的 “独 立的个人”。

 然而独立的人格却正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所缺乏的。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要塑造一种依 附性的人格，个人依附家族，家族依附国家。这种人格的依附关系使中国人只能面 临两种选择：要不就屈服和依附于别人，要不就使别人屈服和依附自己。既不依附 别人、也不要求别人依附自己的独立人格，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 历史上那些揭竿而起打倒皇帝的人，其目的必然是自己作皇帝。这种“打倒皇帝作 皇帝”的思想，到今天仍阴魂不散，甚至一些民主活动家也流露出“打倒皇帝作皇 帝”的痕迹。也正是因为这种“打倒皇帝作皇帝”的思想作怪，使民运人士内部出 现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 独裁并不一定非以共产主义的形势出现，民粹主义同样可以造就独裁者。当年的德 国总理希特勒、现在伊拉克总统侯赛因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独裁政权，都是民 粹主义的独裁。不能认为只要打倒共产党就一定能使中国人获得民主自由。民主思 想和民主制度要在中国开花结果，最大阻力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中国的传统思想。 中国在1912年就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共和国，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人缺乏民主主义的 思想，使民主共和国成为徒有虚名的形式。后来人们发觉，要想使民主制度在中国 大地得以实现，首先要使民主主义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头脑中扎根。1919年的 “五四”运动，正是一场试图使中国的老百姓理解和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运动。

 80年后的今天，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仍然没有显著的进展。广大民众仍然把民主 运动理解为“打倒一个坏皇帝，选出一个好皇帝”的改朝换代运动。一些中国的知 识分子虽然来到美国这样的民主主义国家，但头脑中的思想仍然还是中国的传统思 想。甚至一些传播民主思想的民主活动家，也把民主运动理解为“打倒一个坏皇帝， 选出一个好皇帝”的运动，把“民主运动”等同于“反共运动”。他们认为搞民主 运动就是反对共产党，认为反共越坚决的人就越拥护民主，出现了许多反共斗士。

 其实民主运动和反共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蒋介石是坚决反共的，前印尼总统苏 哈托也是坚决反共的，但他们都与民主无缘。相反战后的日本共产党一直都是大选 中名列前几名的大党，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但那些投票支持共产党的人，也 并不是反对民主和支持独裁。如果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一些对民主主义思想缺乏真正 理解、甚至有“打倒皇帝作皇帝”思想的反共斗士来领导，其结果是让人担心的。

 由于中国传统的正反两分化思想教育，使中国人对历史和世界的认识都有简单化和 片面化的倾向。中国的历史书在讲解历史事件时，不是重点讲述历史事件的原因背 景，而是重点介绍忠臣的伟迹或奸臣的恶迹，把历史变成一种进行思想教育的道德 教科书。比如提到甲午战争，大家都知道邓世昌英勇抗敌的事迹，可是如果问到为 什么会爆发甲午战争的原因，就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出来。同时正反两分化的思想也 使很多中国人，以道德标准而不是利益标准来理解国际关系，认为别国不是我们的 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某个国家因为利益关系在某些方面反对中国，就往往被 很多中国人理解为有意与中国为敌，或理解为对中国人的仇视。

 很多在我们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正确，到了他国就可能变成完全的错误。比如一般中 国人认为1年为365天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答案，而伊斯兰人的日历中1年却是355 天，伊斯兰人的正确答案是1年355天。在“一年有多少天”的问题上，中国人的 正确答案到了伊斯兰国家里就成为错误的答案，所以中国人不能用自己的正确标 准，来判定伊斯兰人的正确和错误。这个例子也说明我们在评论他国的事情时，不 应该以中国人自己的正义观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应该允许“你有你的正义，我有 我的正义”，不能把“正义”绝对化。

 这次马悲鸣对六四学运提出个人的新看法，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对这种新看法任 何人都可以表示赞同或异议，可以说：我的看法与你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你的看法 是不正确的。可是一些人却要求马悲鸣对提出的新看法“道歉认错”，这就超出了 讨论问题的范围。现在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新看法、新理论诞生，但谁也不能保证 这些新看法、新理论个个都正确。即使有人提出的看法被事实证明为错误，他也完 全没有必要因为提出了错误的看法而负任何责任，更没有必要“道歉认错”。如果 因为提出错误的看法就要“道歉认错”，谁还敢提出新看法？这种作法只能窒息人 们的思想，阻碍人类的进步。

 在这场马悲鸣评王丹的风波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海外的自由环境下，不少中国的知 识分子还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传统思想，缺乏对“第三种思想”，“第三种立场”和 “第三种人”的理解和宽容。当中国的知识界不再把“第三种立场”、“第四种立场” 认为是异端邪说而加以笔伐的时候，民主主义思想才能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1999年12月14日写于日本